洗净这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
著名作家、翻译家杨绛去世
2016年05月26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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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1月,杨绛在北京三里河家中。(资料片)
那个怀念着“我们仨”的,“走到人生边上”的老人,她“回家了”。早在百岁时,她说“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过好每一天,准备回家。”
她是作家、翻译家、戏剧家、外国文学研究家,更是钱钟书的妻子。而今人感念她,赞颂她的淡泊优雅,缘是历经百年动荡离乱的心性澄明。
铁蹄之下写喜剧
既为生计也为抗日
“我这也忍,那也忍,无非为了保持内心的自由,内心的平静……含忍是为了自由,要求自由得要学会含忍。”
能被称为“先生”的女人都是不普通的。要有大学问、有风骨,是个真正的读书人。
“先生”放在杨绛身上,带有浓浓的民国味道。杨绛的百年,也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百年。她出生的时候,还是清宣统三年,清王朝的尾声。1岁时,是中华民国元年。8岁那年,见证五四运动。其后是抗战与内战。38岁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5岁时,“文革”爆发。实际上,苦难伴随了杨绛一生。外辱内乱、颠沛流离、亲人离散……整个20世纪知识分子该赶上的境遇,她都赶上了。
杨绛,本名杨季康,出生自江苏无锡有名的知识分子家庭,是真正的名门闺秀。杨家是新式家庭,父亲杨荫杭是维新派,美国大学的法学硕士,没有一点重男轻女的思想。杨绛曾回忆父亲对她潜移默化的教育,“我学他们的样,找父亲藏书来读,果然有趣,从此好读书,读好书入迷。”并由此体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古训的真正意义。
在上海孤岛时期,杨绛在工部局北区小学当老师,得坐公共租界的有轨电车上班。电车驶至黄浦江大桥,乘客排队步行过桥,并向把守桥头的日军鞠躬,杨绛不愿行礼,往往低头而过,侥幸没被日军注意到。
后来,规矩变了,改为日本兵上车检查,乘客全体起立。有一次,杨绛起得慢,被日本兵觉察。日本兵走过来用手指将她的下巴猛地一抬。杨绛大怒,喝道:“岂有此理!”车上顿时鸦雀无声。日本兵对她怒目而视,相持了一会儿,日本兵转身下车,还几次回头看杨绛。
1943年,日本人接管工部局北区小学后,杨绛立即辞职。为了养家,她开始写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游戏人间》等相继在上海公演。她给自己起的笔名是“绛”,来自“季康”的吞音。戏剧创作让杨绛早早成名,以致别人介绍钱钟书,“这是杨绛的丈夫。”
《弄假成真》《游戏人间》都是喜剧,政治色彩淡,巧妙地避开了日本人的干预,但又能让人发笑,用笑声“表示我们在漫漫长夜的黑暗里始终没有丧失信心,在艰苦的生活里始终保持着乐观精神。”
即便如此,仍然时刻面临日本人的审查。杨绛回忆,晚上睡梦里,或将睡未睡、将醒未醒的时候,常会听到沉重的军靴脚步声。惊恐地悄悄说:“捉人!”说不定哪一天会轮到自己。
那时钱钟书在写《谈艺录》,1945年4月的一个上午,日本人来了,杨绛赶紧把文稿藏在妥善的地方,“随即斟了两杯茶送下去——倒茶是为藏稿子。”然后与日本人周旋,还只身闯日本宪兵司令部,幸而无事。
被下放遭批斗
除了怒目还有幽默
“在这物欲横流的人世间,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你大度退让,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
1949年8月,杨绛一家三口前往北京,到母校清华大学外文系工作。后来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杨绛和钱钟书都分到新成立的文学研究所,杨绛属于外文组(今社科院外文所)。
那时,杨绛在翻译上“独树一帜”,曾与她共事的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朱虹说,“当时文学研究所奉行马列主义的文艺观点。杨先生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大框架下,从‘体裁’出发选择自己关注的作品,比如她翻译的《小癞子》,属于‘流浪汉小说体’。她没有从‘题材’选作品,比如翻译工人运动题材。这就真是走在很多人前面了。”
1957年,杨绛接到翻译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小说《堂吉诃德》的任务,年近五十的杨绛开始学习西班牙文。此时,“大跃进”开始,学术界搞起“拔白旗、插红旗”,把反对浮夸风的知识分子当作有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白旗”。杨绛和钱钟书的一些学术论文都成了“白旗”。杨绛暗下决心,“再也不写文章,从此遁入翻译”。
然而苦难还是避不过。1958年,杨绛被下放到农村接受“社会主义教育”,杨绛写过一篇叫《第一次下乡》的文章回忆它:
我们早有心理准备,下乡得过几重关。我借用典故,称为“过五关,斩六将”……第四关是“方便关”。这个关,我认为比“饮食关”难过,因为不由自主。我们所里曾有个年轻同事,下了乡只“进”不“出”,结果出不来的从嘴里出来了。泻药用量不易掌握,轻了没用,重了很危险,因为可方便的地方不易得。沤“天然肥”的缸多半太满,上面搁的板子又薄又滑,登上去,大有跌进缸里的危险,令人“战战栗栗,汗不敢出”——汗都不敢出,何况比汗更重浊的呢!
有一次,食堂供绿豆粉做的面条。我捞了半碗,不知道那是很不易消化的东西,半夜阑肚子了。我尽力绥靖,胃肠却不听调停。独自半夜出门,还得走半条街才是小学后门,那里才有“五谷轮回所……”
在杨绛笔下,苦难的下放生活成了一出荒诞的喜剧,像是一段笑话。但她并非没愤怒过。“文革”时,社科院文学所贴了钱钟书的大字报,杨绛就在旁边贴小字报辩白,随后被揪到千人大会上批斗。当时文学所同被批斗的名家们个个低头不语,只有杨绛据理力争。
1966年8月,杨绛被迫交出《堂吉诃德》全部译稿,还被剃成“阴阳头”。当晚,她找出女儿钱瑗几年前剪下的大辫子,用钱钟书的压发帽做底,做成一顶假发。第二天早晨,她就戴着假发出门,还幽默地想着:“一戴上假发,方知天生毛发之妙,原来一根根都是通风的。一顶假发却像皮帽子一样,大暑天盖在头上闷热不堪,简直难以忍耐。”她确信,这个被颠倒了的世界定会重新颠倒过来。
用最难的学问
忘记最深的痛苦
“惟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挤,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
1972年,杨绛和钱钟书作为“老弱病残”离开干校,回到北京。杨绛最高兴莫过于可以重新翻译《堂吉诃德》了。因为中断了6年,她只得从头再译,直到1978年中译本出版。
那一时期,控诉动荡岁月的文字铺天盖地。1981年,杨绛却写了一本笔调平静、感情温婉的《干校六记》,讲的全是干校生活的琐事,没有半点激烈的指责,更没有声嘶力竭的控诉。正如她自己所言,“乌云蔽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记忆里不易磨灭的,倒是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
即使写到因不堪批斗凌辱而自杀的女婿得一,杨绛也是平平淡淡。先是在开篇写“得一和善忠厚,阿圆有他在一起,我们可以放心”,大有佳婿可依托的欣慰,可几页之后,就成了“这次送我走,只剩了阿圆一人；得一已于一月前自杀去世”。只言片语中的沉痛,如此沉静,更令读者撕心裂肺。
还有干校中的自杀者被草草埋于菜地的残酷,生病不能请假,被毫无经验的赤脚医生打上两针的荒谬,都被她平淡道来,不见惊心动魄。
除了在《干校六记》中记录干校日常生活的点滴,杨绛还写了长篇小说《洗澡》,讲述解放后知识分子经历的第一次思想改造,后来又以百岁之身续写出《洗澡之后》,叙述了知识分子遭遇的又一轮政治运动。杨绛说:“改造十多年,再加干校两年,且别说人人企求的进步我没有取得,就连自己这份私心,也没有减少些。我还是依然故我”,一句“我还是依然故我”,似有不平之气,但于杨绛而言是豁达。不过她发现,“人都变了。就连‘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也有不同程度的变:有的是变不透,有的要变又变不过来,也许还有一部分是偷偷儿不变。”仔细思索,她还是发现了自己的变化,“我有一个明显的变,我从此不怕鬼了,不过我的变,一点不合规格。”
苦难于杨绛而言并不单纯是笑话,及女儿、丈夫先后去世,她也想“逃”,但又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最终,她“逃”向了世上最难的学问——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斐多篇》。2000年,中译本《斐多》出版,被称为“迄今为止最感人至深的哲学译本”。96岁时,她还出版了《走到人生边上》,探讨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去向,在与老、病、忙的斗争中回忆、思索,遭受的所有伤害和坎坷,随这个时代和历史走到了尽头。
据环球人物、新华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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