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厚所街拆迁前43号张家大院。
宽厚所街拆迁前,我家门牌是43号,与我家大院共用一墙的西邻郑家大院为45号。早年间这个三进院也是我们家祖辈的房产。我们大家族人丁兴旺,上世纪40年代初期,我家祖孙三代近40口人共同住在这个深庭大院里,父辈兄弟四个,传到我们这代堂兄弟姊妹多达31人,1941年春天我出生在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这个大宅院里。
建国初期,我的多位堂兄、堂姐都长大成人且进入谈婚论嫁的年龄,于是长辈把宽厚所街45号的第三个院落部分房屋隔离出来,用砖砌了一道矮墙,成了我们家大院的一个附属小院,这里有2间西屋和3间北屋。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家对私有房产进行改造,宽厚所街45号的前两个院落就被“交公”。这里的房屋由郑姓人家居住；进大门过道的前院三间南屋住的是郑家排行大哥一家,第二个院的西屋住着郑家二哥一家人,北屋三间带出厦的正房住着郑家叔辈一家。听老辈人讲,我们两家不仅是房东与房客的缘分,更像远亲不如近邻的和睦世交。
我对郑家的老一辈了解不多,甚至有的都未曾谋过面,听说有的在外地任职,过年过节才能回来团聚,家里留下女眷和子女住在这里。我对郑家后辈子女有所接触和了解；建国初期,国家号召有志青年参军立志保家卫国。郑大娘的大儿子郑世湘(音)正值青春风华正茂求学期,他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号召,成为一名空军战士,郑家大门口也挂上了“光荣军属”的匾牌,让街坊邻居羡慕不已,每逢年节都有敲锣打鼓的慰问团登门送光荣牌和慰问品。上世纪60年代,时年20多岁的我在济南二中任教时,住前院的郑世济就读于济南二中,时值“文革“时期,学校教育既不正规教课,也不敢严格要求学生读书,教师被扣上贯彻封资修教育路线的“臭老九”帽子,连那些刻苦读书的学生都被看作死读书读死书的书呆子。我与邻家男孩世济既是街坊邻居又为师生,平素他称呼我为大哥,我们常常相约一起步行去位于正觉寺街(现泺源大街泉标对面路南一段路)的济南二中。尽管岁月动荡,我还是常常劝导他趁年轻一定要打好文化知识基础,引导他认清书到用时方恨少的人生哲理。虽然我没有直接担任他们班级的课程,听别的老师介绍,郑世济对待学习认真努力,足见能接受我的点拨,每逢走进校园或者在校内相遇,他会自觉地改口称我张老师,对其他老师也很尊敬。如果放学回家的路上巧遇,我们又恢复成邻里兄弟。中学毕业后,他进入了银行系统工作,如今也已到了退休年龄。我的三弟与他堂弟郑世泽同为皇亭小学同学,世泽待人诚恳憨厚人缘好,参加工作后进入街道办事处工作,现已退休。
最让街坊邻居称道赞赏的是郑家大院培养出一位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的郑克芝(音)大姐。她当时是院西大街(现泉城路珍珠泉大院一带)银行营业部主任,由于她勤勤恳恳工作,带领本单位同志热心周到为人民服务,赢得了群众的拥戴,上世纪50年代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受到表彰,赴京参加授奖大会,荣幸地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郑大姐获此殊荣在四邻八舍引起相当大的轰动:羡慕的街坊邻居纷纷去她家观瞻那悬挂在墙上的国家领导人接见三八红旗手的巨幅照片,平素不管郑大姐出家门上班,还是和家人一起外出,总会有大人孩子投以羡慕和钦佩的目光,她也会客气地和街坊邻居的大叔大婶攀谈几句。获奖归来,她多次在系统内作报告宣讲进京开会的盛况,鼓舞更多的同志开展学先进的活动,周围中小学生都怀着敬佩的心情仰望郑大姐,那时候,作为一个中学生我把她当作学习的好榜样,立志将来像她一样做一个努力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进人物。
2007年初春,得知宽厚所街要动迁,我和三弟张楷重回故里寻旧,我家老宅大门已被拆除,那棵陪伴我家祖祖辈辈的唐槐(街坊邻居称呼我们为大槐树底下张家)也不见踪影,只见第二,第三个院落尚存,房屋早已破旧,原归属四叔家子女居住的老屋也出租给外地客。我又走进西邻45号郑家大院寻访老邻居,见到了已进入老年的世济的姐姐,还未及我自报家门,她就脱口叫出我的名字,热情谈起我在《齐鲁晚报》发表的忆旧短文……
从上世纪70年代我携妻儿搬离宽厚所街,几十年过去了,重返老街时我已老矣,可是老街依旧,老邻居的情谊更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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