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恒杰
我的同学丁墨师范毕业后,被分配到一个偏僻的山村小学,一呆就是十年。十年里,他虽然郁闷,但在认认真真教课之余,一直没有放下练毛笔字。他喜欢柳公权的玄秘塔碑,像在学校时那样,每天都临摹三个小时。因此,不到30岁的丁墨就已经是一个颇有名气的书法家了。他的字学柳而不拘泥于柳,在继承中又有创新。当时,市里许多有名的书法家都慕名前去与他交流,许多重大书法活动也都邀请他参加。
字写得好,又因在报纸上发表了几篇豆腐块,镇上便借调丁墨去干秘书。
丁墨去镇上的第三年,关系也转到了镇上,成了一名公务员,丁墨心里很高兴。一天,我去镇上办事,见到了丁墨。午饭后,丁墨约我去他的宿舍。我见他的写字台上放着几本字帖,全是张旭的草书,铺开的一张宣纸上也是写的草书。
我问道:“开始练草书了?”
丁墨笑了笑,没有回答。
后来,在镇上工作的我的一个学生告诉我,他们的镇领导也好写毛笔字,只练狂草。
在镇上当了十多年秘书后,丁墨被调到市研究室工作,五年后,被提拔为科长。
一个周末,我因孩子上学的事找丁墨帮忙。他要我去他的办公室。
丁墨正在写毛笔字。他没有看我,一边写一边说:“来,看看这一幅写得怎么样?”
我对书法没有研究,但知道他摹写的是郑板桥的“难得糊涂”。办公室地上也铺满了他写的那四个字的宣纸,几乎插不下脚。
我问道:“又练郑板桥了?”
丁墨像是没有听见。他写完,放下笔,又仔细端详起来。好久,他才摇了摇头,又苦笑了一下。他目光一直落在那四个字上,像是没有看到我的到来。
不久的一次同学聚会上,一个同学说,新来的市领导也喜欢写毛笔字,但只练郑板桥。
丁墨曾多次把自己的狂草和郑体送到书画展上去展评,但反映平淡。
有一天,我在新华书店碰见了丁墨,那时他刚从市委研究室副主任的位子上离岗。他手里拿着几本字帖,《金刚经刻石》《神策军碑》等等,全是柳公权的。
我问他:“又回来了?”
丁墨咧嘴笑了笑,说:“这么多年,我一直学不来张旭的狂放不羁,也把握不好郑板桥的‘难得糊涂’,现在想想,还是觉得柳体好,一笔一画,工工整整,写起来也顺手。”
我想,如果这二十多年来丁墨一直不放弃他喜欢的柳公权,既不迷失自我,又能博采众长,或许早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书法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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