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3日,英国举行“脱欧”公投。图为人们当天冒雨去投票站投票。
希腊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就是被“公投”判处死刑的,这是法国画家雅克的油画作品《苏格拉底之死》。 (资料片)
暴民政治
“公投”上辈子的黑历史
高中政治学得好的人八成能记得“代议制民主”这个字眼。所谓“代议制民主”,是指民众用投票的方式将政治权委托给代议机构(一般是议会),再由代议机构“替”民众对行政问题做出决定。用平常人朴素的眼光看来,让民众选议员,再由议员参与政治,表面上似乎的确不如今天英国这般一人一票来得直接,然而,有人可能不知道的是,这种啥事儿都一人一票的“真民主”,人类早在几千年以前其实就玩过了——只不过玩砸了。
古希腊的雅典民主制度被称为人类民主制度的先声,而在两千多年前的雅典城里,确实有一种跟“公投”十分相似的制度,叫“陶片放逐法”。雅典公民可以在陶片上写上那些可能会危害雅典民主制度以及公序良俗的“危险人物”的名字,再把这种陶片扔到广场上去——据说只要凑够六千个陶片,被选者就必须离开城邦,“自我流放”十年。
也许乍听起来,这套制度挺不错的,用一人一票的“真民主”赶走“国人皆曰可杀”的人民公敌,还有比这更正义的事情吗?可是到雅典城邦晚期,这种制度越混越出格,发展到不仅能“要你走”,还能“要你命”的程度。而且,惩罚的对象也越来越不靠谱:著名的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就是这样被“公投”判处死刑的。
其实,苏格拉底并不是雅典“公投”制度祭坛上的唯一一个牺牲品。公元前406年,雅典海军有一次打败斯巴达海军,这本是一件幸事,然而由于将军们没有给阵亡者收尸,这引发公众的愤怒,指挥该战役的将军被人民公投处死了。此后不到一年,雅典海军便彻底败于斯巴达之手,雅典沦为二流国家,从此结束了在古希腊世界里的霸权地位。
为什么貌似民主的“公投”总是昏招迭出呢?历史非常幸运地记载下了一次雅典“公投”时民众的心态。公元前415年,雅典有人提议要用陶片放逐法“公投”放逐执政官阿里斯提德。投票当天,阿里斯提德本人也在现场,偏有一个目不识丁的郊区农民请求他在陶片上代写“阿里斯提德”的名字投入票柜。阿里斯提德本想老实照做,但心中的不解和委屈还是让他多问了一句:“你跟这个人有仇吗?为什么要投票放逐他呢?”得到的回答让阿里斯提德很崩溃:
那老农说:“俺不认识他,但听说他是个知名人物,俺就烦知名人物,投着玩么。”
对比两千年前这位雅典老农“投着玩”的心态,与那些投“脱欧”票后才在回家路上搜一搜“欧盟到底是啥”的英国老百姓何其相似。为什么貌似民主的“公投”总会结出这样一个无知而无赖的恶之果呢?在雅典衰落后,欧洲反思了很久,直到近代才得出了靠谱的结论——因为公投所代表的“直接民主”是不可被问责的。
如果将国家比作一家公司,公民就好比是这家公司的股东。所谓代议民主制(或间接民主制),就好比由股东大会推选出一些职业经理人,让经理人负责运营公司。这样做的好处不仅仅是职业经理人在处理政务上更专业,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可追责的系统。一旦公司因某项决定而出现管理不善,当初做这个决定的经理人(议员、首相或总统)就要辞职,以示为失误负责。与之相比,公投式的直接民主就好比股东大会踢开经理人直接插手公司事务,且不论股东大会决定的正确率有多高,这个主意最糟糕的地方在于,一旦失误出现,股东们并不会像职业经理人一样被追责——经理人辞职就不是经理人了,但股东只要不出让股权,就永远是股东,你拿他没办法。就拿英国“脱欧”这事来说,即便最终证明“脱欧”对英国产生了不良后果,那些当初投了赞成票的公民也不会因此受到什么惩罚——因为公民权是不能像议员职位那样被辞掉的。
事实上,无数先贤都指出,直接民主制度下不被问责的民众,在行为上与君主专制制度下不被问责的君主十分相似——他们都不必为自己所做的决定付出代价,人类的天性促使他们一定会肆意妄为。雅典老农和英国有些民众“投着玩”的心态就是这么来的。
因为不被问责而肆意妄为的君主,我们称之为暴君；那么不被问责而肆意妄为的民众又该叫什么呢?暴民。所谓公投,说白了就是暴民统治。
民族自决
“书生总统”的馊主意
行文至此,有的读者可能会反对:没你说的这么严重吧!既然公投是暴民政治的体现,如今的欧洲人为什么还拿它像宝一样供着呢?这就得讲讲另一段让人叹息不止的历史了。
在西方近代民主体制建立之初,鉴于古希腊民主的失败教训,政治家们本来是十分防范公投式的直接民主的。在美国建国之初,曾有人建议美国在制度中多增加一点“直接民主”的元素。开国元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用这样一通雄辩否决了该提案:“翻开每一段历史,我们都能发现,人民一旦失去制约,与专权者并无区别。他们独裁、残忍、野蛮。多数人永远毫无例外地剥夺少数人的权利。”所以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靠谱的民主国家几乎从来没用过“全民公决”的形式决定国家大事。
在近代民主政治原本的设计蓝图中,权力确实是被关在笼子里运行的,但“民意”同样也是被关在“笼子”里表达的。
然而,历史的迷人之处就在于,它时常会因为一些偶发事件而偏离原先的设想。对于近代民主制度来说,这次偏轨发生于一战。在一战即将结束时,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了旨在停止战争的“十四点建议”。在美国的历任总统中,威尔逊的学历应该是数一数二的,他有一堆大学教授头衔,号称“书生总统”。但这个人的缺点也在于太书生气了,他在“十四点建议”中给欧洲战后领土划分提了个很理想化的方案:依靠各民族全民公投的方式决定其所在各地区的归属。这个想法表面上十分“民主”,但实际运行中会遭遇一系列困难:首先民族如何定义就是个问题,再者欧洲各民族间犬牙交错、纷乱杂居的状态,更增加了“民族自决”的难度。
但诡异的是,这个方案居然获得了英法两国的赞同,英法看到,该方案让在战后肢解民族众多的奥匈帝国和土耳其帝国成为可能。于是理想主义的“民族自决公投”就这么成了一战后划分领土的准则之一。奥匈帝国和土耳其帝国所控制的巴尔干和中东地区,被按照民族自决的原则分割了——讽刺的是,这两块威尔逊总统的“试验田”,至今仍是全世界最战乱不休的是非之地。
甫一实行就问题繁多的“全民公投”所造成的危害远不止于此,德国纳粹大约是有史以来最为酷爱全民公投的政权,但凡走正常民主程序推不动的议案,就付诸全民公投,再开动宣传对民众进行洗脑,操纵民意给自己的疯狂决定披上一层“民主”的外衣。1938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希特勒以全民公投的方式决定吞并奥地利,投票结果令人震惊——在整个“大德意志”地区,有99.08%的民众支持德奥合并；而在奥地利,支持率居然高达99.75%。也就是说,奥地利人比德国人更欢迎自己的祖国被合并。在我能查到的所有公投材料中,这次公投是最“一边倒”的。
按说,公投闯了这么大的祸,二战之后的世界本应吃一堑长一智,将它丢进历史的垃圾堆才是。但事情哪有那么简单?正如一战后英法要利用“公投”肢解敌国一样,二战后的美苏两巨头也想借这个劳什子闹一闹。只不过,美苏玩得比英法还黑,英法好歹是在战败国那里搞搞公投,肢解一下昔日敌国。而美苏折腾的却全都是“自己人”——二战之后,美国由于惧怕英国借助庞大的海外殖民地东山再起,以“友好建议”的名义,逼迫着英国在各殖民地推动公投。大英帝国在一次次公投中,失地千里、日落西山。而苏联玩得更绝,先后操纵两次公投,从同为二战战胜国的邻国那里硬生生割走了总计17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由一个天真的理想主义者提起,被一群别有用心的阴谋家利用,广大群众在不明真相中热火朝天地参与,这就是“全民公投”制度在近代历史上所完成的三级跳。当前几天卡梅伦在台上不情不愿地念他那份辞呈时,我相信他内心一定是崩溃的。但他无法拒绝公投的结果。时至今日,“全民公投”已经在近百年的造势下蔚然成风,俨然成为民主制度的一部分——虽然,它背后所代表的那套逻辑,本应是近代民主制度最该反对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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