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用忆书友田家英
2016年07月03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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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家英
     爱书人习相近癖相投,遂为书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在人民出版社工作,认识了田家英。他在编《毛泽东选集》,官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我们称之为“毛办”。
  初见田家英,只觉得书生模样,看不出是延安的老干部,毫无官气。还不到三十岁,像个大学毕业生。我说的是四十年代的大学生,某些思想进步的大学生,富有热情,但无浮躁骄矜之气,温文儒雅,谦恭可亲。当然这只是表面印象。有所接触,才逐渐了解家英的才干和为人,虽然他只读过几年中学,但是在长期的革命锻炼中,却成长为政治上走向成熟的干部,“三八”式干部。
  我们除工作来往,更多的接触是因为彼此都爱书,或者说都有爱看杂书的癖好。
  他的杂有个范围,不外乎清末民国以来的文史著译,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史料。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在延安已经出版了两本有关民国史事的书。是延安有数的“秀才”、“笔杆子”。
  他在中南海有间大办公室,除了一角放办公桌和沙发,几乎大部分地方摆满了书架。我每回去,谈完公事,他都要领我参观藏书,尤其是新搜求到的书。他有跑旧书店的习惯,常去琉璃厂。出差到上海,必去四马路上海书店,收获甚丰,我看看也过瘾。
  家英读书没有框框,不先分什么香花毒草,不以人废言,这大概跟他长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有关,受老人家的影响。有人说毛主席当然读书无禁区,凡人又当别论。我不相信此种高论。我向来认为天下只有读不尽的书,而没有不可读之书。好书坏书读了才知道,信不信是另一码事,不可混淆。同一本书,见仁见智随你的便,书品跟人品没有必然联系。但也有嗜臭者,比如有人只对“此处删去××字”有兴趣,有人却看了作呕。不必担心,自有公论。一本书读了,再听听看看议论更好,七嘴八舌,早晚会水落石出,更上层楼。这也是东翻西看的好处之一。这比封闭起来,只有一家之言好,提倡百家争鸣是自信心的显示。
  《海瑞罢官》有人认为“要害是罢官”,是为彭德怀翻案。家英读了却说看不出有什么大阴谋。孰是孰非,只有自己读它一遍,才能知道谁胡说八道。家英在这方面一点不含糊,不鹦鹉学舌,人云亦云。
  我爱读杂文、散文、笔记,注意到家英收藏周作人、聂绀弩的集子相当齐全,跟我有的相差无几。他说绀弩杂文写得好。
  那时周作人的书旧书店有,但内部发行。家英对我说:“你缺少什么,我替你找。”内部售书要凭级别,分几个档次,家英常替毛主席找书,不受限制。我忝为中央一级出版社副总编辑,也还是低档次,有些书连看看的资格都没有。
  有时他来出版社,也到我的办公室看书。有一部陈凡编的《艺林丛录》,是《大公报·艺林》副刊文章汇编,他很感兴趣,借去看了一两年,几经催索才还来。他在我的藏书印之上加盖了“家英曾阅”、“家英曾读”印记,这在我,还是头一回碰到。
  这部书至今还在我的书橱里,每看到它,心里十分懊悔,家英爱看这部书,为什么不送给他,我太小气。
  我们常常议论看过的书、知道的书,读书又谈人,谈文林轶事、古今文网、笔墨官司等等,直言无忌,毫无顾虑。他只大我一岁,生于一九二二,我一九二三。入党也只早我一年,他一九三八,我一九三九。我们是同时代人,有共同语言。他知识面广,有见解,我远不及他。有时看法不尽一致,并没有因为他官大,得听他的。
  在家英面前,精神上是平等的。与他相处,有安全感,不用担心有朝一日他会揭发我思想落后。有的人就得防着点,我就碰到这么一位,借我的胡风著作,说要看看,到清算胡风,却说我看了那么多胡风著作,不可能不受影响。我说,读书看报,映入大脑就是影响,难道也有罪过,也得洗脑?
  家英不仅买旧书,还醉心搜集清代学者的手札、日记、稿本,兴致勃勃地拿出来给我看,并且详作介绍。近人如黄侃、苏曼殊、柳亚子、鲁迅、郁达夫的墨迹,也有收藏。他买到过一本账簿,上面贴满函牍,写信人和收信人都有来头,他一一考证,如数家珍讲给我听。他说解放初期在旧书店乃至冷摊,不难觅得此类故纸,花不了多少钱就可到手。他买回来装裱成册,汇编成书,其乐无穷。
  他还买了不少清人墨迹,扇面、条幅、楹联,有心收齐戊戌六君子的墨迹,已经有了若干件。他指着壁上邓石如行书“海为龙世界,天是鹤家乡”五言联告诉我,这副对联曾在毛主席那里挂了一些日子。
  在实行低工资年代,家英以有限的工资和稿费收购清儒墨迹,不遗余力,不仅装裱,还要外加布套布函。他乐呵呵地告诉我:“我儿子说爸爸的钱都买了大字报。董边(夫人)也说我把布票都花了。”
  家英在十几年中收集的藏品约五百家一千五百件。一九八九年北京出版的《书法丛刊》以专号介绍“小莽苍苍斋”藏品,可见一斑。家英说,所有这些将来都要归公,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早就盯上了,说都要收去。我想,家英早已有此打算。
  一九六二年,我想办一个大型文摘刊物。家英看到我试编的《新华文萃》样本,要了一本。我说上面没有批准出版。他说:“我带回去放在主席桌上,他也许有兴趣翻翻。”这桩事,我一直提心吊胆,怕批评我绕过了中宣部,家英好像不在意。我想他是赞成办这样一个刊物的,否则他不会送给毛主席看。一直到一九七九年出版《新华文摘》,我的这一愿望才实现,而家英弃世已经十四年,我不能送这本刊物给他了。
  我写这篇小文,除了怀念家英,同时想回答一个问题,广州《书刊报》“书写人生”征文启事说:“漫漫人生路,书可能是你的精神食粮,希望爱书的朋友写下最深刻的一点体会。”
  我想了一下,我的体会是什么呢?能不能说,读书也是做人的权利:认识世界之权,调查研究之权,知己知彼之权,无圣人凡人之分。
  家英说自己“十年京兆一书生,爱书爱字不爱名”。有人说家英书生气太重。在我看来,书生气比乡愿,比八面玲珑可贵。
  我怀念书生家英,我的书友!
  (本文节选自《相约在书店》,范用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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