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里画外
□池沙鸿
小时候,除去《丢手帕》、《卖报歌》、《你看那边有一只小小的花蝴蝶》等幼儿园里教的儿歌,我们和长辈之间在唱歌上似乎没有什么代沟。《黄河大合唱》、歌剧《洪湖赤卫队》、《白毛女》、《红珊瑚》、《红霞》、《小二黑结婚》、《江姐》,再到电影《刘三姐》、音舞史诗《东方红》出演,才旦卓玛、郭兰英、王昆、马玉涛、新疆民歌,苏联歌曲,收音机和有线广播里的“每周一歌”,出版社大人们每月集体学的歌,只要有新歌,男女老少一起学唱。开联欢会,大人小孩都会出节目,不少节目到了最后,台上表演的歌声会被台下的齐唱给淹没,那真叫“同一首歌”。绝不像如今,大人听孩子的歌嫌吵,孩子听大人的歌腻味。
夏天,大院里纳凉的人们可以完整唱下来的歌不下几十首,佼佼者大概有上百首,足可凑好几场音乐会的时间,而且熟练到没有指挥也不乱的境地。当然,音质、音准、节奏和音乐处理诸问题是不应该认真考究的,因为纯属自娱自乐。有时一个小孩极为腻歪的声音会让十几个人顺着歌曲喷泻出的激情一瞬间转为出于意料的哄笑。随着孩子母亲的斥责后,有人起头,那歌会从断掉的地方重新捡起,如同火车打盹后继续前行。
做饭时,最热闹的就是十几户人家的大厨房。谁哼出第一句,三两个人跟进,再汇合众人的声音,如蒸汽饭香般荡漾开去,远处的自来水笼头洗衣台那里便会被传染,接唱着再传开。我们做着功课,随着远处飘来的乐曲会不由自主地哼哼,连羞于放声歌唱的外婆也哼。不过她会猛然停住,告诫我们做功课时不能唱歌。
学歌需要有谱有词的歌纸。那时没有复印机,连在蜡纸钢板上刻字后油印都被视为专业印刷。所以,一旦报纸、杂志上有新歌发表,或者谁拿了一张“活页歌选”,都会被大家传抄。记得母亲曾用深蓝色的复习纸垫在纸和纸之间,用圆珠笔用力写,一次能复写出六七份。她总是把最后那张字迹最淡的留给自己。孩子们则用原始的一对一方法抄歌纸,顺便把简谱知识玩透。几乎每个家庭都有那么一叠字迹各异、抄写印刷方法各异、纸张大小颜色样式各异的歌纸。有些长辈还能在收音机、有线广播的教歌节目时把词曲记录下来,整理成歌纸,甚至连细小的符点都和日后在报纸上发表的歌纸一模一样。让我们佩服得不得了。
母亲喜欢有难度的歌。大家都在唱“洪湖水,浪打浪”,她就能早早把那歌剧中最长最难的“娘的眼泪似水淌”唱下来。那歌中韩英倾述对母亲的爱,回顾悲惨身世,表达伟大信念,希望自己的坟墓向东方,能亲眼看到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一曲罢了如打了一通太极拳,让人长吁一口气。《红珊瑚》里的“海风阵阵愁煞人”、“未出牢笼又坐监”两大唱段,不仅够长,音高、气息、情绪变化都很讲究,一般人很难唱下来,母亲却能唱得很好听。再就是《黄河大合唱》里一曲悠长悲怆的“黄河怨”、马玉涛浑厚正气的“老房东查铺”等等。记得母亲逼我们午睡时就唱着这些歌,以为长歌如摇篮,难歌可催眠。却不知因为好听,我没敷衍着闭眼,却把歌全听会了。
儿时已远去,如果问那个时代最具有文化精神的欢乐是什么,我想无论如何该把音乐放在首位。因为它普及,因为它永恒。(作者系浙江省画院副院长,浙江省美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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