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新丽
前段时间,多名学者联合发表《关于设置和建设儒学学科的倡议》,提出在中国高等院校设立儒学一级学科的畅想。这个提法似曾相识,几年前就已经有人提出要将国学设立为一级学科,但因为国学门类众多、体系庞大,甚至国学自身的定义都不明确,这个提议最后不了了之。现在儒学又被搬了出来,它有较为完整的体系和明确的定位,想要挤进一级学科似乎更有说服力。
儒学和国学之所以非得跟一级学科较劲,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想为自身的学术研究争夺资源。根据教育部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我国共有13个学科门类,在此之下再设定一、二级学科等级。只有在学科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研究人员才能顺利申报课题、申请经费,学科也才能设置硕博点等等。而由于儒学一直“不在编”,国内儒学研究院虽多,但地位尴尬。
但是,这个一级学科的“户口”和“名分”,与儒学却有过并不愉快的纠葛。中国当前高校的学科体系源自西方的学科分类体系。清末民初随着西学东渐,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巨大冲击。教育制度变革过程中,新式学堂逐渐建立。1912年1月19日,教育总长蔡元培颁发《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1917年蔡元培入主北大之后,更是一手建立起大学的文理分科制度。这个体系中,并未给儒学留有空位。随着上世纪20年代胡适等人发起整理国故运动,国学的概念被提出,但这并不是复古,相反,通过归纳梳理,将国学的体系打碎,然后将不同的知识分配到西式的学科中,传统的国学分解成现代的哲学、文学、经济学等等。
很多儒学研究者抨击过现行的学科体系。2014年,舒大刚曾发文《把儒学从学科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想要拯救“被割裂到各分科之学中的支离偏颇的知识化儒学”,但令人奇怪的是,有的人一边嫌弃现有的学科制度,另一方面又寻求在当今教育和科研体制中的名分。他们寄希望于相关学科体制改革,但是这个改革却是要赋予“儒学”或“经学”独立的一级学科地位。这种所谓的体制改革只有增删,并未触动分科体系的根本。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家学说从来不是独立的,它依附于制度,“三纲五常”是它的一个基本规范。因此,儒学与现代意义上的学科性质并不相同。它注重学术和道德的统一,要求知行合一。余英时曾说过,“没有社会实践的儒学似乎是难以想象的。”仔细观察儒学研究者的倡议,会发现他们很看重儒学的社会功能和教化作用。在《倡议》中提到,要培养合格公民、塑造君子人格,全面改善和提升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舒大刚也认为,因为社会道德失范、人心不古,所以需要重新发挥儒学的教化功能,发挥其应有的致君尧舜、淑世济人的社会功能。他由此认为现在并不缺少书斋中的精深学问,而是缺少社会服务和民间日用。
如果将儒学列为一级学科,会发现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它与现代大学的学术追求并不契合。蔡元培曾说过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大学的道德教育自然要抓,但与学术并不可混为一谈。现有的学科中,并没有如此注重社会教化的学科。二是现有的学术体制也无法给予其合理的发展空间。最基本的是,如何进行学术考核?“合格公民”和“君子人格”有何量化标准?又如何评价?写论文肯定是不可行的,这必将给现有的学术考核评价体系出一个大难题。再有就是学生的就业出路问题。古代熟读经典的知识分子,可以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但是现代社会,儒学专业的毕业生该何去何从?用人单位招人恐怕并不会只招合格公民,还需要其他的专业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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