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晚报:在您的新书《书院何为》中,您对儒学复兴有很多思考,也有一些忧虑,请问,以儒学为主的国学热的背后,反映了当下哪些社会需求?
龚鹏程:五四运动以来,我们主要是努力向西方学习。但结果如何?失其故我,以致文化断层现象越来越严重。故最近二十年,社会上逐渐兴起的国学热,可以说就是针对这种现象的反省与文化自救。
新的国学热或曰传统文化热,首先是由下而上的。例如对现代学自西方的教育体制产生了疑惑,开始想改弦更张,回归传统,于是有了儿童读经运动、各种私塾之崛起；渐渐再由传统蒙学教育之摸索恢复,走向对书院传统的恢复与继承,出现遍地办书院之现象。
又如新文化运动以来,都是批判封建礼教的,把礼当做吃人、束缚人的枷锁。但这些年大家开始感觉一个社会要走向文明,人与人之间仍是要讲礼的；中国过去被称为礼仪之邦,而作为现代人不讲礼、不懂礼,实在可羞可耻。而传统礼乐,敬事天地、报享祖先、礼拜先贤先烈、尊奉师长父母,都仍有其道理,对现代社会尤其需要。因此近年我们才会看到各处祭孔、祭黄帝、祭伏羲、祭祖,恢复制礼作乐、衣冠揖让,而且希望把现代都市生活也逐渐礼乐化的行动。
又比如宗教,过去主张无神论,痛批宗教迷信；现在则发现人仍需要信仰、需要有所敬畏。儒佛道典籍,是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一部分。但这些传统文化典籍,我们早已陌生了,这也是今人在文化需求上亟待补充的。这些年南怀瑾、于丹等人讲经典之书如此畅销,不论如何评价,都应注意到这是一种文化需求上对于匮乏之自我拯救。
这种社会性的文化自救,渐渐也获得了政府之支持与回应。国家建立了国学中心,教育部在推传统文化进校园,各大学在办国学院、设国学专业,各城市文明办在编礼仪教材或推展家风家训,形式多姿多彩。企业也颇多参与乡村儒学、古村重建等活动。
齐鲁晚报:这许多行动,应该也与国际性大背景分不开吧?
龚鹏程:的确,全球化的发展,已使得国与国之间同质化日趋严重,国家或城市皆已面目模糊,难以分辨,因此文化身份之自我确认和辨识就越来越迫切。什么叫中国人?中国人到底该用什么来说明自己?我们常夸口说自己是大国崛起,但大国的国民会对自家文化啥也不懂吗?
另一因素也与此相关。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冷战体制逐渐改为和平竞争,商战和文化战才是重点。国力之表现,经济之外就是文化,两者还常混合起来,越强的国家,文化产业越厉害。所以文化不是软实力,而是硬道理。过去,孔子曾说过:“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现在我们凭什么让别人来钦服我们、愿与我们为伍呢?
总之,文化复兴,过去走过不少弯路、错路,如今外部形势、内部需求等各种条件皆已齐备,社会需求是极高的。只是我们学界的回应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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