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国
去年,临近毕业季的一期《纽约时报》登载了一篇文章,题名《教授的意义是什么》。这篇由一名资深教授撰稿的文章指出,在1960年,只有15%的美国大学本科毕业生总成绩拿到A,而眼下,43%的学生都能进入A档。文章暗讽,学生对大学的满意度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唾手可得的高分(也就是美国高教界常说的分数的“通货膨胀”)。作者接着指出,学生对大学的满意度还来源于教授对学生的友善和尊重。
但是,在皆大欢喜之余,作者质疑:当今大学生究竟还有没有把教授看作一个“思想者”和“人生导师”?因为越来越少的学生和教授有课堂以外的交流。1967年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把个人“最基本的目标”定位于“有意义的人生观”的学生比追求“经济富裕”的学生人数高出一倍,而现在,后者却比前者高出了一倍。他注意到,在眼下这种事业高于思想、薪水重于智慧的时代,教授的角色也在发生变化,他们不再是学生的崇拜对象,或者,不再是一个“榜样”和道德权威,而沦为一个掌控分数的权威。
在我看来,尽管注重精神引导的教育理念是精英教育的至高境界,但也越来越像一种理想形态。事实上,教授在学生面前的道德权威和偶像形象的逐渐衰落可能不仅是美国所独有,而会成为一个全球性趋势。
二十一世纪的校园文化的确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互联网不仅改变了传统商业模式,重塑了人际关系,也改变了师生之间的传统关系模式。在过去的师生互动模式中,教授是掌握知识、传道授业的学术权威,而现在,很多学生会认为自己可以通过互联网迅速掌握大量的知识和信息。美国大学的教室里已经开始出现新的矛盾:学校允许学生在上课的时候携带和使用手提电脑、智能手机及无线网络,但是,很多教授仍然以自己的“土政策”禁止在课堂上使用任何电子产品。在可以使用无线网络的课堂上,教授无法知道学生是用手机在查相关背景知识还是在查私人邮件甚至网上购物。受过严格社会科学训练的教授本能地对把“维基百科”作为知识来源表示不屑和反感,并试图阻止学生引用“维基百科”,但事实上,任何人都已经不可能禁止他人使用搜索引擎和网络百科全书获取至少是初步的信息。也就是说,知识的传播正在经历一个革命性的大众化过程,教授的知识垄断性将越来越受到威胁。清醒的论者也已经指出:教授相对于学生来说,经历和背景远为深广,这容易导致教授产生幻觉,认为自己无比崇高。事实上,各领域的专家在自己所熟悉的范畴以外和常人并无太大区别,甚至在自己的领域内也会出错。
上面提到的这篇文章的核心论点倒不是关注大学教授的知识权威问题,而是忧虑教授的道德权威和导师身份的逐渐丧失。在我看来,客观地说,这种丧失虽然令从事高等教育的学人沮丧,但恐怕难以避免。首先,就“人生”的意义来说,一个在自己的领域获得最高学位、毕生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教授,大概只对同样以学术为职志(即准备复制导师的生涯而且需要各种相关信息和帮助)的博士生有某种人生示范作用。对大多数离开校门就走向社会从事各种行业甚至前所未有的新兴行业的本科生来说,一个教授在象牙塔里的学术人生可能并没有很大相关性。这里也有时代变迁的因素。在古代,一个像孔子、墨子、苏格拉底这样的大学者和通人可以吸引大量的学生和跟从者,因为他们是为数极为稀少的智者,可以给学生提供学问和人生智慧。在当代社会,一些在古代似乎不入流的职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崇拜。我们很难想象,在孔子的时代,一个以演艺为业的人会拥有比孔子还多的粉丝,也很难想象,古代年轻人会从一个大商人如吕不韦或桑弘羊而不是大哲学家那里获取人生成功的智慧。在一个大众传媒的时代,面对社会担任“思想者”和“榜样”角色、说出关于世界和人生的种种箴言的是盖茨和乔布斯；在电视上分享人生经验、让听者回味的更多是影视明星、商界奇才、各类名嘴。对一个青春迷茫的本科毕业生而言,想要获得在现实中应付挫折、把握机遇、实现转轨和“逆袭”的智慧,是去找自己大学时期的教授,还是读读人生大起大落、充满戏剧性的商界精英和文艺明星的自传,听他们的演讲更有现实价值?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也不得不说,就纯学术以外的人生(人际关系、婚姻、职场)而言,不少教授自己也不过是一地鸡毛、乏善可陈,更可能捉襟见肘、进退失据,真要回答学生关于个人生活的咨询,怕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思想和智慧可贡献。古人有“道德文章”之说,却不懂得还有“情商”存在。如果以今天的“情商”来衡量古代智者,也未必都能过关。关键在于,在二十一世纪的价值取向里,人的智商和情商的综合平衡、经历和成就的相得益彰,才是受崇拜的原因和指导他人人生的资本。
还有一个问题也阻碍了传统教师角色的发挥。至少在美国校园里,对学生隐私的严格法律保护,极大地制约了老师和学生之间发展更个人化的关系。可以说,学业以外的“人生”里的任何一个问题,不论生病还是失恋,都涉及学生的“隐私”,都是教师不敢探问的禁地。几乎所有讨论如何做好教授的美国书籍都会不约而同地指出,教授不仅必须避免对学生进行类似心理咨询的工作,而且要坚决杜绝这种诱惑,也要避免成为学生私人意义上的朋友,只能在职业范围以内给予面临困难的学生一定照顾。按照这些书籍的说法,对待有心理和情感危机的学生的来访和倾诉,教授所应该做的就是在倾听完以后,让他/她去找学校的专业心理咨询中心。其实,这个中心的存在及其功能,学生在进大学第一天就是知道的,并不需要教授告知,既然来找教授,必然是期待一种更人性化的理解、同情和疏导。
如果我们以传统的师生关系来反观这一新型师生关系定义,可以反问:如果按照如此专业化、制度化的规定,教授对学生的任何经历、疾病、心理问题、情感危机都必须无动于衷,又如何指望前者成为后者的“人生导师”?相对于学业导师而言,所谓“人生导师”的职责,不正是解答各类困惑,从而表现“思想”和“智慧”吗?把这些都排除以后,教授的工作除了讲课、考试、打分和论文指导以外,还剩下多少空间呢?这位教授的困惑其实部分源于传统教育精神和理想与现代逻辑之间的矛盾。然而,在过度依赖专业校园“心理咨询中心”的同时,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大学校园里精神健康问题的大幅飙升。美国心理学学会2011年的一篇文章显示,2010年,在接受心理咨询的美国大学生中,被界定为有“严重”心理疾患的学生占44%,而这一比例在2000年仅为16%。相关讨论中都提到专业心理咨询和父母职责的重新界定,但没有人认为教授的“智慧”可以或应该起到任何作用。
在日趋世俗化、功利化、专业化和信息多元化的大环境中,大学教授传统的心灵导师和楷模形象其实正在面临多方面的挑战,并让位于专业机构和社会公众人物。教授的职业定位和专业边界,的确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本文作者为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阿勒格尼自由文理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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