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钱理群的新书《岁月沧桑》近日出版,这本书是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的终卷。围绕这本书以及关于钱理群本人近期有多方面的解读,本报经著名作家余世存授权,刊发他解读钱理群的一篇旧文,以飨读者。
□余世存
钱理群先生是令人为难的。他难倒了很多人,官员、学者、同事、朋友,年轻的学子或世故的知识者们,他令人为难的地方似乎不在于思想观念上的清晰、糊涂或复杂,而更在于他的姿态。在一个类似胡适的平台上,他满怀激情地诉说着鲁迅。用钱先生自己的话说,他先后对20多届北大学生讲解过鲁迅。鲁迅不是钱先生的一门课程,而是他的事业,是他想象也实在的精神支柱和精神资源。这种吊诡、乌鸦般的异类状态使得他的影响超出了专业课和学院范畴,波及社会。
尽管钱先生令人为难,他的事业还是发挥了作用。在一个“咸与发展”的社会里,对肉食者们来说,争生存权的鲁迅显然不是他们的思想资源；钱先生的工作注定难以得到他们的呼应,相反,钱先生的宣传鲁迅反而让人为难,令人尴尬。那些求一位置的人们一度以为鲁迅是知己,一旦有了位置却又以为跟胡适心心相印。虽然“胡适,还是鲁迅?”成为不少人动感情的话题,但在我国的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早已明智地做出了选择。钱先生的事业因此穿越了阶层,而在弱势群体和下层民众:青年学生、中小学教师那里获得了赞誉。正是在这些小知识阶层为主体的民间文化领域,钱先生成了一个象征:他是鲁迅精神的继承者,是上世纪80年代启蒙运动以来不多的幸存者。
几乎鲁迅的一切言说,都立足于个体本位之上。但钱先生的立足点总是游离的,他对自己的定位也是在教员、软弱的知识分子、启蒙者、思想者等等之间游移。而胡适、鲁迅们的新文化启蒙事业,在于为个人张目,这一点在鲁迅的人生实践中尤其重大。“因为‘一般者’还不是人,因为学者、大师、政治家、巨富还不是人,因为名利包装的还不是一个人,因为人实际上是你,是我,是为那个全称的极远之你所完全映照的我。”
鲁迅无意中以个人的生存示范了一个民族精神挣扎的彻底性,他提供的人物画廊为我们贡献了至今堪称财富的民族性格群体。钱先生不断诉说他的精神挣扎历程,但他更多地在观念层面流连,而难以贡献这发展中的国民的魂灵。一如我们,都看到了而不能创造。
《我的精神自传》要写成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史、学术史、知识分子精神史的研究性作品,钱先生希望能说清楚自己。但直到本书最后,仍有不少“新的困惑”或“悖论”一类的字句:“我突然发现,自己立场的复杂、模糊与难以言说。”“新世纪伊始,9·11事件的发生,使我再一次陷入了言说的困境。”显然,钱先生的精神突围仍未成功。他自称没有走出鲁迅的阴影,也实证了他的精神困境。
在很多人眼里,钱先生是有赤子之心的人。他确实像个大孩子,直到退休,直到本书,都真诚地向人们诉说他的精神困惑,用他的话说,把苦难化为精神资源,“我存在着。我努力着。”他感动于林庚先生的话:“诗的本质就是发现,诗人要永远像婴儿一样,睁大了好奇的眼睛去看周围的世界,去发现世界的美。”
钱先生是多重意义上的幸存者。他明确说自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民间思想群落中的一员,他作为幸存者幸运地走上了北大讲台,并参与了80年代的启蒙事业；90年代以来,则又作为启蒙运动的幸存者,经历了时代社会给予的光荣和“围攻”；退休后,他并不安于个人的日子,而作为市场年代的知识分子中的幸存者,进入了力所能及的实践领域,跟青年志愿者们一起,建乡村图书室,为北京打工子弟学校服务,等等。如果联想到我国社会的剧烈变迁,钱先生这样的幸存者是极为可贵的。
鲁迅以“中间物”意识而横站了历史,钱理群先生也有“中间物”意识。如果钱先生理解,网络中国人也曾作为“你”之一员当选过《时代》的年度人物,而志愿者、年轻的“精神界战士”、农民等等中国人同样大踏步地向前,他也许会感到欣慰的。就像不少年轻朋友想起钱先生会觉得温暖一样。钱先生年轻时写给“民间思想村落”的告别信虽然仍可作为他对精神世界的告白:“我觉得,我是一个过渡性的人,我应该退出你们生活的舞台了,我不希望我的思想成为你们继续前进的一个阻力或者负担。”但他的精神思考和实践愿心仍值得我们给予充分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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