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1年3月,郑成功经澎湖顺利登陆台湾,一路所向披靡。清政府急了眼,立刻变本加厉,颁布更为彻底也更为残暴的“迁界令”。朝廷先是派人察看东南沿海地势,画出迁界图纸,随即吩咐两位满清王爷监督地方官府按图作业。头一次“迁界”,从山东至广东,所有沿海各处居民一律内迁50里,所有沿海船只悉数烧毁,片板不许留存。凡溪、河桩栅,货物不许越界,布置兵丁“时刻瞭望,违者死无赦”。
1662年,郑成功全面收复台湾,“聚岛欢庆”。消息传来,清廷气急败坏,再次颁布“迁界令”,勒逼从广东饶平、澄海、揭阳、潮阳、惠来至廉江、合浦、钦州24州县居民再内迁50里,除澳门外的附近海岛洲港,皆封港毁船,禁止居住。圣旨还谕令将界外地区房屋全部拆毁,田地不准耕种,渔民不准出海捕鱼,出界者立斩不赦。紧接着又下令东起饶平大城千户所上里尾,西迄钦州防城沿边筑墩台、树桩栅,派重兵防守。而迁界时限仅有3天,必须“尽夷其地,空其人”,不愿迁走的居民无分男女老幼一律砍掉脑袋。南粤大地顷刻亡者载道,哀鸿遍野,一片凄风苦雨。据粗略估算,仅粤东八郡死亡人数便达数十万。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沉痛地写道:“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
就这么着,康熙还嫌“迁”得不彻底。1664年5月,朝廷又称“时以迁民窃出鱼盐,恐其仍通海舶”,下令再次内迁30里。原本不在迁界之内的广东顺德、番禺、南海及海阳居民,又上演了一轮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拆迁悲剧。那时也搞暴力拆迁,大小官员手持“迁界令”,先定下“迁界”的两端,用绳索拉直,作为铁定的界线。一些居民的房屋不幸建在界线上,划界从中间穿过,便被强行拆掉在界内的一半房屋,剩下半边能否住人,官家一概不管。有的还在界线上掘一深沟,以分内外,稍有跨越深沟、“走出界外者”,便是死罪。清廷派来的巡海使者到新会勘界,更以潮水涌至的河面定为划界的标准,竟然“逼城为界”,使得靠近城郭的肥沃田土全部抛荒。今日繁荣兴旺的广东新会环城、礼乐、江门郊区,那时也列入迁徙范围,一派“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惨状。
福建直接与台湾隔海对峙,执行“迁界”令自然首当其冲。福建官府起初以插旗为界,随即建立木栅、篱笆为界,后来划界的标准越来越高,要求也越来越严格。或是挖掘深沟堑壕,或是用泥土高筑隔离墙,再后来索性征发民夫大兴土木,将泥土筑成的隔离墙改筑为具有法律效应的界墙。同时,沿着界墙按一定距离设立寨和墩,五里一墩,十里一寨,建一寨需3000多两银子,建墩的花费约为建寨的一半。这笔银子朝廷不给,逼着当地百姓自掏腰包,“拷掠鞭箠,死于奔命者不知凡几”。
诚然,如一些学者所说,康熙在位期间也曾热衷了解西洋文明,且十分宠信汤若望、南怀仁两位来自欧洲的传教士,对他们掌握的西洋历法兴趣尤为浓厚。但毋庸讳言,其认识程度依然停留在前朝万历皇帝的水平,一律以“奇技淫巧”视之,不过满足一下好奇心或充当宫廷生活的小点缀而已。西洋文明的核心是什么?乃兴海强国。而出身游牧部落的康熙及其执政团队,与以往用武力征服中原的游牧群体一样,此时最向往和最关注的是尽快融入两千多年来的华夏农耕文明,大江南北的被征服者也热衷于用孔孟之道改造这帮原始落后的狩猎者,用古老文化同化征服者,以平衡原本极不平衡的心态。因此,面对西洋诸国从海路纷至沓来,大洋彼岸的商船、兵船都在猛烈叩击中国的大门,朝野上下皆置若罔闻。甚至反其道而行之,用一纸迁界令摧毁了中国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海洋资产,人为地将好端端一个海洋国家变成沿海地带渺无人烟的“内陆国”,为日后西方列强大举入侵腾出了广阔空间。
(摘自《最后的海洋与迟到的觉醒:激荡中国海》,王佩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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