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年时代的张蕾老师
摊开52年前的日记本,我看着看着,突然听到远处有人在练声。这声音是那样亲切,是我在齐河参加社教运动时经常听到的声音。
1964年11月8日,到齐河的当天夜里,我们坐在行李卷上。小油灯在张蕾老师刚盘好的锅灶上忽闪忽闪地亮着。张老师嘱咐大家:“演员每天鸡叫头遍就得起床,跟着我练声!”
从此,我们风雪无阻地跟着张老师练声,用老乡的话说:“天这么冷,在台上又喊又唱,咋不哑嗓呢?都练成金嗓了!”
你听,远方那雄浑深沉的声音是张老师,豪迈奔放的是孙兆舜,响亮高昂的是高英,从更远处传来的“啊——巴——擦——达”是王金龙,他在《箭杆河边》里扮演二赖子。他说话张不开嘴,张老师带他练发音,他很认真,天天比别人起得早,把拼音练得滚瓜烂熟,谁都没想到他在台上撇音拉调地把二赖子演得那么好,以至于走到哪里都有一群孩子围着他“二赖子!二赖子”地喊着。他也不嫌烦,摸着孩子们的头,嘱咐他们:“长大了好好学习,将来我教你们!”我们那时多么年轻!“将来”在我们心里是那样明亮,我们勤奋学习,就是为了“将来”报效祖国。如果当时有人说王金龙的“将来”已很短暂,他的理想根本就不能实现,我们一定会群起而攻之。多少年后,我始终无法了解王金龙工作不到一年都发生了什么事情,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他的心、他的尊严,在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究竟受到怎样的凌辱和践踏,致使他精神失常,终日恐惧逃窜。妻子到处寻找,最后发现他悬挂在荒野的一棵树上……
而此刻,我分明听到王金龙“啊——巴——擦——达”的声音清晰有力。我拐出胡同循声向村外走去。“老金!”一个熟悉的声音止住了我的脚步。我扭头一看,晨光熹微的井台,陈伟华正在打水。刚到这里时,后勤组的陈伟华挑着水桶去打水,等了很久不见他回来,小杨说我去看看。又等了很久,两人都不见影。原来陈伟华把桶掉在井里了,好在水桶还漂在水面。小杨弯腰捞桶时,揣在棉袄口袋里的钢笔掉井里了。那年头,有一支铱金钢笔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同学们都为这支钢笔惋惜。最难受的是陈伟华,他低头不语。
张蕾老师突然煞有介事地问小杨:“你那钢笔里灌满钢笔水了吗?”小杨心疼地说:“灌满了!我昨晚整理完地主的发家剥削史,就把钢笔灌得满满的。”张老师郑重地对大家说:“我们应该打个报告,给小杨记一大功。无心插柳柳成荫,他做了一件千秋万代都要纪念的大事!”我们大眼瞪小眼,不知老师这话的含义。张老师目光里含着幽默的笑,说道:“还记得那个笑话吧?地主的儿子见人写诗,他也找来纸笔,可咬烂笔杆也没写出。他的妻子说:郎君写诗怎么比妇人生孩子还难?地主的儿子说:娘子生产是腹中有物,我今腹中空空连一点墨水都没有,岂能写出?”老师话音刚落,笑声像炸锅一样。同学们引申着故事的寓意:“这下可好了!一井墨水尽管喝!”“人人肚子里都有了墨水,这个村子可就成了典型的文化村。”
陈伟华熟练地提上第二桶水。“老金,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渴望着快点毕业快点工作,我要把外国先进的东西引进来,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你说组织会信任我吗?”我从他的话语里听到的是诚实的热忱,是一个从印度尼西亚回来的学子对这片土地发自内心的热爱。
1995年夏,分别三十年的同学聚在灯光明亮的餐厅,没有了在校时的拘谨,觥筹交错,畅所欲言。突然,有一阵哭声冲出来,冲击着每一个人的心。
“我终于见到同学们了!”陈伟华泪流满面地站起来,“今天,组织总该相信我了!我父亲在美国给我买了房子,可我没有去,我经历过这里的苦难,我要留下,付出我的生命,使这片土地变得美好!可当年我得不到信任,我要入团,就是不批准,说我是资本家的孩子……”
三十年前冬天的那个清晨,年轻的陈伟华信心满怀,轻松地挑起扁担,自豪地说:“怎么样,老金,我像不像农民?”正好张老师从村外走来,用舞台上的声音说道:“你几时听农民问过我像不像农民?像不像用什么来鉴定?是用思想和情感!”陈伟华没有放下肩上担的水,诚恳地问:“老张同志(当时规定,以同志相称),你说我怎样才能从思想和情感上像农民?”张老师走到他身旁,拍了拍他的肩膀,陈伟华两脚踏实地站着,水桶纹丝不动。张老师用赞赏的目光自上而下打量着他,亲切地说:“老陈同志,我认为你已经有了劳动人民的思想和感情!”
1965年4月2日,张蕾和查国华两位老师返校,为我们的毕业考试、论文答辩做准备。我们送到村外。陈伟华满眼泪水地说:“老张同志,你是我的知音!是您让我有了自信。”
青春展示给我们的画面是小船在平静的海面上穿行,大地百花盛开,莺歌燕舞……谁都没想到,等待我们的画面恰恰相反。我们剧团的全体成员无一例外地亲历了荒时暴月的冲击和涤荡,焦灼的暗夜,星宿也不发光。历史长河奔流到2007年,张蕾教授在他的散文《缅怀严薇青先生》(见张蕾著《斜阳居杂缀》,作家出版社)中概述了当时参加社教的背景:“下去之前,遵照上级指示,根据师生个人政治条件的好坏,将全系人员分成两个队,一个是工作队,一个是文化队;工作队搞社教,文化队受教育,改造世界观。很显然,文化队员比工作队员,在政治上矮了一截,为此,曾使许多学生抬不起头来。后来中文系隶属的那个社教大队部,要求中文系从文化队员中抽调数十名学生和几名教师,组成一个文艺宣传队,配合社教运动搞文艺演出,进行忆苦思甜和阶级斗争教育。”
多么平静的客观叙述!我却感触到大地起伏般的呼吸。那是一个教师对他的学生无比的疼爱!我终于理解了,在5个月的社教演出中,张老师言传身教,不仅出自一个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他还要完成来自内心的重要使命:启发这些学生自尊自重地成长,帮助他们消释心中的压抑和自卑,开掘自身潜力,掌握服务于社会的本领,使他们在任何环境里都能谦卑谨慎有自信,以清晨六点钟的生命姿态行走在人生的道路上。
大队部对剧团的总结是:“山师文教队中文系巡回演出剧团,根据党的方针政策,边编排、边修改、边演出,五个月共演出了十二个大中型、十一个小型剧目,组织了五十一场大型演出、近二十场街头宣传,演出地遍及齐河及邻县。最多的一场看戏的有4000多人。二十多万观众看了演出。贫下中农说:‘见了你们就像见了当年的老八路。’”我们都知道,这些数字的背后是张老师艰辛的付出。他既是演员,又是所有剧目的导演,还要指导化妆、布景、道具。这个在讲台上妙语连珠的写作教师,来到农村事无巨细都抢先动手,从挂幕布、办黑板报,到挖沟耕田、推独轮车……
我的日记本静静地翻开着。刚才,它领我穿过历史的甬道,重新感受那段刻骨铭心的日子。52年之后,我读出了另一种真实。我读懂了张蕾老师在那段特殊的日子里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读懂了他无法言说的良苦用心,读懂了在那荒谬压抑的岁月里,他那充满了悲悯情怀的高贵心灵。这一切,是用铁笔镌刻在心灵磐石上的。它们必存留到永远。
(本文作者为青岛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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