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四年前,宋史大师邓广铭的回信
2017年01月02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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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广铭先生给作者的回信 
   □李强
  “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目录学”,有宋史学界一代宗师之称的邓广铭先生提出的治史入门四把钥匙,一直受到史学界重视。今年是宋史泰斗邓广铭先生诞辰110周年,1月10日又是邓先生逝世19周年的日子。在我家中,珍藏着先生34年前寄来的一封信,每每细读,先生严谨的治学精神总让人敬佩不已。
  邓广铭,字恭三。1907年3月出生于山东临邑,1923年考入山东省第一师范,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曾任北大校长胡适的秘书。邓广铭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唐宋辽金史的研究,精于历史人物传记之作,在古籍整理方面,亦有精深的研究。
  邓广铭16岁考入一师时,深受时任一师校长王祝晨、学生运动带头人王尽美等进步人士的影响。在此求学的四年间,邓广铭“受到了一次真正的启蒙教育”。邓广铭读到的史学著作中,顾颉刚主编的《古史辨》及其整理的《崔东壁遗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而据上世纪五十年代就与邓广铭同事的北大历史系教授张寄谦回忆:“我第一次与邓先生见面,他就向我谈起了王尽美,并十分坦率地表示,王尽美是给予他青年时期很大影响的杰出人物,对这样一位卓越校友,邓广铭自然是佩服之至。我记得那段时间,邓先生不止一次地向我讲过王尽美对他心路历程的影响。”
  1982年的《济南师范校史》刊载:1927年“狗肉将军”张宗昌统治山东时期,进步校长王祝晨被撤换,封建顽固的李鉴绅当上了一师校长,并在校内专横独裁,压制民主、自由,任由下属克扣学生伙食费,无理处分学生。邓广铭与地下党员率领同学们高呼“李鉴绅滚出一师去”等口号,全校总罢课,并由邓广铭起草“宣言”上书张宗昌,要求撤换李鉴绅。反动当局与校方勾结,竟以“滋事生端、扰乱治安”为借口开除邓广铭等十余名同学。3年后,他来到北平,准备报考大学。1931年,他第一次报考北大未被录取,次年再次投考北大,终于考入北大史学系,从此步入史学之门。
  读过季羡林《悼念邓广铭先生》一文,更了解到邓先生与山东老乡的情谊。季羡林在文章中回忆:“我认识恭三先生已经很有些年头了,因为同是山东老乡,我们本应该在20年代前期就在济南认识的,但因他长我4岁,中学又不在一个学校,所以在那里竟交臂失之。1946年我从欧洲回国来北大任教,当时恭三是胡适校长的秘书,我每每到沙滩旧北大孑民堂前院东屋校长办公室去找胡先生,当然都会见到恭三,成了算是能够知心的朋友。恭三是历史学家,专门治宋史,卓有建树,腾誉国内外士林,为此道权威。”
  邓广铭从贫瘠闭塞的农村走出来,对于将他带入学界的前辈恩师内心始终存有极为深挚的感念之情。生前他曾对小女儿邓小南教授回忆道:“自从进入北京大学史学系读书以来,在对我治学道路和涉世修己等方面,给予我的指导和教育最为深切的先后有傅斯年、胡适、陈寅恪三位先生,他们确实都是我的恩师。”实际上,邓先生对有研究宋史之心的后辈亦提携不已。
  1983年我在企业工作,由于从小就喜爱文史,加上年轻人的冲动,立志要好好研究一番宋史。随后还购买了一些有关宋代历史研究的书籍、刊物,并逐渐知道了国内宋史研究的权威人物——邓广铭教授的名字。“初生牛犊不怕虎”,就宋史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我写信求教于先生,不承想,五日后一封寄自北京大学的信就“飞”到了济南。
  先生首先对我正在研究宋史表示欢迎,信中写道:“你立志研究宋史,我向你表示欢迎,但想加入宋史研究会则尚非其时,因为你对宋史的研究实际上还并未开始,而加入宋史研究会则必须是在这方面有了深厚基础的人。”在鼓励我的同时,邓先生还向我推荐了部分宋史研究书目,他说,“你买到的许多有关宋史的书,其中的‘演义’两种,只可当小说看,不能作为正经的历史书看待。其余的则全可以认真阅读……我劝你买一部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共4册)或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可惜唐以后的讲册迄今尚未出版)阅读一遍。清人赵翼的《廿二史劄记》对于读史的颇能起些启发作用也应购读。”此外,如果针对北宋某些历史人物深入研究,先生还推荐翻读南宋人李焘所著《续通鉴全编》、南宋徐梦莘编写的《三朝北盟会编》等书目。
  我当时既感到意外,又颇受感动。没料到身为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的邓先生会在如此短时间予以回信;更未料到他老人家亲自一笔一画地写回信,有几处还特意精心地用红笔做了圈改。以我当时心理猜度,似邓先生这样国内最高学府的史学权威人物、大学者,虽说不上“日理万机”,但著书立说、课题研究、带研究生之类的分内事也会使他们惜时如金。对我这个从未谋面的小人物能由其秘书、学生或其亲属代为回复一下,我就应当感到很满足了。
  甚为感动的还是读到信中“我已过了七十六周岁,精力衰耗……写字手颤,所以有许多字写不成形”几句时,我的心灵被强烈地震撼了;而“积压在案头待做的事情太多,而能够顺利完成的却太少太少”几句,则直抒了邓先生年逾古稀仍尊奉鲁迅当年“要赶快做”之宗旨并付诸实践的可贵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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