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夫人安倍昭惠访问冢本幼儿园。(资料片)
日本媒体关于冢本幼儿园教儿童唱军国主义歌曲的报道。
回想不久前刚刚爆出的APA酒店辱华事件,近几年日本右翼史观在安倍政府支持下重新回潮,其猖狂引人担忧。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日本右翼史观是怎样一步步被构筑起来的呢?
本报记者 王昱
“司马史观”:
貌似中立的右翼温床
如果单看近期的新闻,看着那些还在咿呀学语的孩子高唱日本军国主义歌曲,你很可能产生整个日本都已经右倾化的错觉。事实上,现代日本作为一个以“言论自由,思想自由”自诩的国家,这样极端的右翼史观注定占不了多数,大多数民众对历史还是保持“中立”态度的。日本民众中目前最广为流传的对近代史的态度,是著名的“司马史观”。只不过,这种日本人自己认为十分中立的历史态度,在我们看来依然十分别扭。
所谓“司马史观”,指的不是司马迁或司马光,而是司马辽太郎。此人其实不算正宗的历史学者,他原名福田定一,早年读书时因为仰慕司马迁而给自己起了这个笔名,并投身历史小说写作。他在二战后日本的地位大约相当于中国的易中天加当年明月。日本的父母如果想让孩子了解点历史,一般都会买几本他写的历史小说作为启蒙。久而久之,司马辽太郎对历史的很多看法深刻地浸润到了普通日本人的思想观念中。NHK电视台曾评论说,司马辽太郎塑造了战后日本人的历史意境,这个评价并不为过。
那么,司马辽太郎对于日本近代史的反思是怎样的呢?作为二战的亲历者,他对那段战争历史无疑有着深刻的批判。他在《这个国家的形象》中把“近代日本”描绘成怪物——“那个又黏又滑的怪物忽而变成褐色,忽而略带黑色斑点,忽而又成了黑色……我壮着胆子问了声‘你是何物?’岂料那怪物竟发出声音说‘我乃日本的近代’。”
然而,可惜的是,司马辽太郎所说的这个“日本的近代”,仅是指1905年至1945年的这四十年,即所谓的“黑暗的昭和时代”,对于之前的日本近代史,他将其吹捧为“光辉的明治时代”。对于其间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他认为“在那个弱肉强食、真理和正义服从于强权的时代,日本的做法符合时代潮流,因此不必在道义上纠缠战争的是非问题,也不必格外气短。”
2009年,根据司马辽太郎同名小说改编、以日本角度讲述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电视剧《坂上之云》在日本播出,创下平均收视率15%的神话。“司马史观”进一步深入了日本普罗大众的内心。
可以说,司马辽太郎所描写的“光辉的明治”和“黑暗的昭和”,构成了今天日本大众在反思历史时的“天花板”。大多数日本人即便肯反思历史,也只愿意对一战以后或“十四年战争”(包括抗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时期的日本进行反思。而对于之前的侵略行为,日本人则将其与他们为之骄傲的“明治维新”一体化,拒绝进行检讨。
司马辽太郎自己晚年回忆说,二战以后,日本社会围绕侵略历史的认识问题,争论从未休止。严厉批判、深刻反省者有之,百般抵赖、不思反悔者未减,这激发了他为“沉默的大多数”而写作的欲望。可以说,“司马史观”其实是日本战后左右势力反复博弈后最终妥协的结果,它的大受欢迎,宣告了日本左翼试图清除日本近代侵略基因的努力彻底失败。而正是这种妥协,为日本右翼日后的翻案提供了温床。
教科书问题:
左翼在课桌上的大溃败
相比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就已经被“司马史观”攻陷的大众舆论界,今天引发中国人高度关注的“教科书问题”,其实是个“新病”,因为日本的各级学校好歹把正确的史观教育坚持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
二战后,由于右翼知识分子在正规学界的退场,日本历史学界的主流一度被左翼所“统御”,很多大学里甚至曾出现过天皇是否该为战争负责的“战争责任论”的讨论。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对众多历史问题双方都选择了暂且搁置,中日关系一度进入“蜜月期”。之后随着很多揭露日本军队在中国残暴行为的著作出版,以竹内好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提出了日本人应该自觉认识对中国的战争责任,检讨战时的民族主义与对亚洲的战争责任问题。这段时间日本教科书中的二战历史是在“反省”“检讨”“谢罪”的观点下编写出来的,可谓日本教科书对战争反省的最高峰。
然而,这种风潮很快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转向。冷战后期,以日本共产党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突然失势,在冷战环境下受到压抑的民族主义者的声音猛然爆发,日本报刊上开始出现要求政府和教育界“检讨日本自虐史观,恢复民族自信心,教科书中立,拒绝无止境谢罪”的声音。这种声音很快受到了深受“司马史观”浸润、已经掌握社会主流话语权的“中立”大众的支持。
教科书在这个时候开始有了改变,1982年经日本文部省提出修改审定的一批教科书,其中关于二战历史的部分修改巨大,改变了对南京大屠杀的表述,改称“占领南京后的清除间谍行为”,删去奸淫中国妇女、“七三一”细菌部队等战争罪行内容,把“侵略”改为“进入”这种措辞上的改动也比比皆是。
此后,1986年,由“保卫日本国民会议”编写的高中历史教科书《新编日本史》被日本文部省审定为“合格”,其中内容更加淡化侵略史,甚至没有明确承认战争为侵略性质。
1999年,中小学教科书再次修改,日军暴行照片被删去,慰安妇被描述为海外从军人员。
2001年,被认为右翼色彩严重的“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主导了初中历史教科书的137处修改,编写内容持续美化侵略历史,改变历史事件叙述。虽然此类教科书的实际使用率不到1%,但文部省审定通过的结果传递了一个鲜明的信号——日本教育界已经不再是右翼不能涉足的禁地了。
反思日本教科书中的历史观30多年来步步倒退的历程,我们通常所痛斥的“日本右翼”其实只在其中担当了急先锋作用。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普通日本民众对于历史认知态度的变迁。在“教科书中立”“恢复民族自信心”这些貌似无可指摘的口号下,右翼切香肠似的完成了对历史的篡改,将手伸进了原本无法染指的教育界。
右翼政治塾:
未来扭曲日本的新祸根
普罗大众的历史观已经被貌似中立的“司马史观”所腐蚀,学校里的历史教育又在一点点沦陷,那么日本精英阶层的思想又如何呢?非常不幸,这可能恰好是未来最值得忧心的问题。因为日本右翼们正在越发熟练地运用一种新手段给精英们洗脑——政治塾。
不久前爆出辱华事件的日本APA酒店老板元谷外志雄,近年来其实已经把酒店交给他妻子打理,本人则在集中精力办他那家“胜兵塾”。“胜兵塾”的宗旨非常直白:“摆脱自虐史观,重振自豪日本”。胜兵塾成立于2011年,累计已有超过1万名学员听讲。2016年6月,元谷外志雄在胜兵塾成立5周年庆典上致辞称,“胜兵塾几年后将发展成为拥有上万塾生的组织,并从中产生今后我国的首相。”
政治塾在日本是一种十分特殊的组织,它介于私塾和思想会之间,不仅仅是思想的集散地,也是具有同一思想的精英人群互相激发、抱团的重要场所。日本最著名的政治塾是1979年由松下电器创办者松下幸之助斥资70亿日元创设开办的“松下政经塾”,该塾虽然一共只有200多名毕业生,却深刻地影响了日本政坛,日本前首相菅直人、前外相前原诚司等一批人在执政风格上都被认为打下了松下政经塾的烙印。
而最近几年里,日本各派右翼对开办政治塾似乎尤其热心。2012年,极右翼政客、时任日本维新会党首的桥下彻开办了“维新政治塾”,首次招生就吸引了3326人前来报名,一时引起轰动。2015年,桥下彻因故辞去大阪市市长职务后,干脆宣布退出政坛,“潜心教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说出了跟元谷外志雄如出一辙的话:“希望我的学生中,能出现未来领导日本重新振作的首相。”
两名极右翼人士的“志同道合”,令人不寒而栗。在2010年以来日本新开办的20多家政治塾中,有一半以上带有浓厚的右翼色彩,它们或主张“国家正常化”,或要求日本“重振民族信心”。而从这些政治塾中走出的毕业生们,未来将成为争夺日本政治主导权的生力军。
当这些未来的政客走向前台时,他们将面对什么呢?是已经接受“司马史观”、怀念日本曾经的辉煌历史的普罗大众,是已丧失反思精神、摆脱了所谓“自虐史观”的日本教育,还有那些跟他们同出自右翼政治塾的师友前辈。这样的一个日本将去向何方?前景也许比我们想象的更不让人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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