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灯
本书的面世,源于《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在新媒体轰炸似的传播中,此文事实上变成了一个公共传播事件,并在2016年春节前后,直接引发全国乡村话题大讨论。这客观上给我提供了一个契机,让我得以审视自己多年的思想路径,梳理内心的困惑,同时也借此回望多年没有中断的乡村书写,并最后下定决心克服自己散淡的性情,将以往的文字进行缝补、清理、加固,使它看起来像一本书的样子。尽管本书并非刻意构思的产物,但却是我对乡村命题的一次完整表达,也是我个人生命境遇的一次直接亮相。其时空跨度之大,完全超出了我当初的预想。在时光的流转中,不同时期的文字散发出完全不同的气息,归根结底,文字会带上生命成长的底色,在张扬或收敛中等待自己的命运。
令我感慨的是,十三年来,世事已经发生太多变化,文字中活着的亲人,有些已经离场,现实中早已离场的亲人,却在我的召唤下,在文字中复出。我沉浸在他们的世界中,从日常的蛛丝马迹还原其生存轨迹。在整个写作过程中,越是走近他们,便越能感知到沉默大地中的个体,他们内心所郁积的不幸和悲伤、抗争和坚忍。这个群体如此沉默,沉默到他们一旦进入我的视线,用文字与时间较量的念头,就会成为我内心无法遏制的冲动。在城乡的时空对比中,我惊讶地发现,亲人早已习惯只从时间的维度,获得对现实的感知,在这种遮蔽性视角中,他们甚至难以感知到明天的危机。但越是这样,我越感觉到凸显真相的必要,越感到自己不能对种种危机缄默不语,甚至想要以他们为模本,抛弃掉所有成规定见,将他们制作成光鲜时代的刺目标本。
关于农村的话题,我不是一个三农专家,这让我一开始就意识到了表达的困境,更为实际的困扰在于,文体的杂糅将我推向了自我怀疑的境地。知识的规训,一直在阻挠我以一种直接、有效的方式处理个人经验,《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正是我对这种困境的突围尝试。很多人觉得奇怪,为什么此文会以如此激烈的方式,呈现家庭的痛苦?对我而言,尽管这篇文字实现了对现实的直接指证,但回复到内心,事实上,这并不是一篇单纯反映农村现实、揭露农村黑暗的文字。多年来,在时代变迁中,如何直面自己的经验,直面个人的渺小、卑微,在无从把控的大潮中,探究个体和时代之间的隐秘关联,一直都是我无法回避的精神困境。讲述我亲人的故事和遭遇,实际上是我企图救赎内心的开始。我无法从意义层面来界定亲人生存的价值,但作为亲历者、介入者,我目睹他们命运的变迁,感知其痛苦、困惑,知道此种真实的存在,同样拥有指证真相的功效。当时代裹挟无数的个体,一同驶向不确定的未来时,卑微的个体也在种种不确定性中,获得了超越性的表达意义,获得了表述的合法性。“家事即国事,个体即全部,细节承载真相”,我文中所展现的三个村庄:丰三村、凤形村、隘口村,横跨湖南、湖北两省,尽管彼此看似毫无关联、相距遥远,但因为生活于此的亲人拥有共同的农民身份,他们面对的挑战和危机,都如出一辙,回望村庄,实际上也是完成另一种印证,实现一种遥远的精神呼应。
需要说明的是,对村庄困境的表述并不意味着唱衰农村,唱衰的意思是,一件事情原本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在当下的媒体语境中,尤其需要警惕故意从舆论上引导,故意抹黑。任何对乡村困境的如实叙述,都可能被简单指证为唱衰农村的口实。在我看来,伴随新媒体的发展,近年流行的“返乡体”,其实是在现实问题的倒逼下,一部分从农村走出的读书人,从不同的专业角度、以不同的语言方式对农村真相的呈现,其差异主要表现在感性与理性、专业性与文学性的不同配比上,他们的表述也许无法穷尽农村的复杂面相,但在写作的初衷上,确实看不出“故意唱衰”的本意。落实到本书,讲出亲人的故事,讲出隐匿的生存真相,与其说是抱怨和吐槽,不如说是寻求改善路径之前的剖析和正视。今天,尽管病症严重的村庄正面临新的挑战,但并不意味着村庄已陷入绝境。本书中,尽管我无力去诊断故土病症的因由,但作为亲历者,如实讲出真相,以供更多的人理性诊断、对症下药,就是以实际行动改变故土命运的开端。城市的光鲜,不应该以农村的颓败、荒芜为底色；平衡而稳定的社会结构,要实现可持续的良性发展,必然要顾及最广大的人群,以期实现共同发展的双赢局面。
(本文为《大地上的亲人》后记,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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