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复兴
到巴黎,我在奥赛美术馆里整整待了一天。那里有太多我喜欢的画家。米勒是其中一位。站在他的名作《拾穗者》前,比印刷品看得要清晰而丰富。它的画幅不大,给予我的震撼却如弥漫的音乐一般,持久难散。
那三位在如火的烈日炙烤下弯腰拾穗的妇女,逆光中,我几乎看不见她们脸上的表情,只能看到她们手里和地上零落的谷穗以及她们身后的谷垛和远处的天光云色。没有我们画展上常见的那种丰收喜悦的金黄一片的谷穗荡漾,它的色彩是暗淡的,唯一的亮色,是三位妇女头上戴着的蓝、红、褐色的头巾。那颜色不是为生活的点缀或主题的升华,而是秉承着米勒一贯的主张:必得汗流满面,才能糊口为生。这样的主张,是极其朴素的,却是米勒一生艺术生涯的支撑。
对比我们的绘画,从中可以看出明显的差异。罗中立的《父亲》,画的也是农民,也是对于这样在土地上艰辛劳作的农民的情感表达。我们更愿意着力于面目皱纹细微的刻画,将土地遥远而且比艰辛更为复杂和丰富的感情背景隐藏或推向画面之外。我们也更愿意替父亲的耳朵上夹一支圆珠笔,人为地进行主题的升华和现实主义的深化。
画《拾穗者》那一年,米勒已经四十三岁。作为一个画家,这不是一个小的岁数了,在巴黎,他却还籍籍无名。那一年,他从家乡诺曼底的乡下来到巴黎,已经整整二十年了。他早已经无钱居住在房租昂贵的巴黎城里,像当时和如今的很多流浪画家一样,搬离城市,到巴黎南郊的巴比松乡下,租住一间东倒西歪但便宜的茅屋,是他命定的选择。他就是在这里画下了这幅他自己最满意的《拾穗者》。他每年都把这幅画送到巴黎沙龙,希望能够参展,能够给他艰辛生活中一点安慰。沙龙里那些当时画坛的权威,指挥并规范着这些出师无名的画家的命运。只是,每一年,《拾穗者》都被退回。巴黎美术界那些高高在上的权威们指责他画的那三个拾穗者丑陋粗俗、面容呆滞,是三个田里的稻草人。他们嘲笑米勒是个土得掉渣儿的乡巴佬。
这样的嘲讽和贬斥,这样的一次又一次失败,没有让米勒灰心。他知道自己的画作不符合当时巴黎贵族的口味,那些戴着白手套、端着香槟酒、搂着纤纤细腰、跳着优雅华尔兹的贵族老爷们,是看不起弯腰拾穗和躬身扶犁、一脸汗水一脚泥巴的农民的。他犯不上为了迎合他们而改变自己的风格,进而改变自己的内心。面对命运,他选择了失败；面对这些污水如雨倾泻而来的非议和一次又一次残酷的失败,他说:我绝不会屈从,我绝不让巴黎的沙龙艺术来强加在我的头上。你们说我是一个乡巴佬,我就是一个乡巴佬,我生是一个乡巴佬,死也是一个乡巴佬。
《拾穗者》的画面都是静穆的,有着古典主义的风格,却和传统的古典主义不尽相同。它给予我的是现代的感觉,靠近的不是遥远的天堂或虚构的世界,而是有着泥土气息的地面,是真正的田野,不是涂抹鲜艳颜色粉饰后或剪裁过的田野。最初,我看到的是那种在田间艰辛劳作的农民日复一日的疲惫、沉沦,甚至是无奈得有些麻木。后来,我看到,米勒画的农民是沉默的、隐忍的。他们的劳作既是艰辛的,又是专心致志的；他们的心里既是枯寂的,又是心无旁骛的。我会感到那来自最底层的情感,那种情感,既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是艰辛的,又是与土地血肉相连的,是亲近的,是米勒自己说过的一种在艰辛劳作中所能够表现出来的诗情。这样的诗情,如今在我们的绘画中已经很难看见,在我们欲望横流的世界,就更难看见。
《拾穗者》创作于1857年,距今整整160年。160年前的画面,至今还能让我们感动,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感情、这样的诗情,而有的不仅是社会学的,不是为了表达对农民的不平和不公的愤怒。米勒不是农民的代言人,他只是抒发了对农民和土地之间更为宽厚的感情和诗情。这种感情和诗情,便能够超越时代,而让我们后代人共鸣,那些画面中的农民,不仅是我们的父辈,也是同样在艰辛跋涉中付出过汗水也寄托着希望和诗情的芸芸众生中的我们自己。如同米勒最喜爱的画家米开朗琪罗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大家只不过是慢慢地有了生气的土块。我觉得米开朗琪罗说得特别好,在命运的拨弄下,我们都不过是这个世界上一块小小的土块。乡巴佬米勒更是,只不过,我们可能再怎样慢,也还没有让自己这块小小的土块有些生气；而米勒则用他的画笔,让自己这块小小的土块有了160年来长久不衰的生气。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
本稿件所含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
齐鲁晚报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PDF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