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子奎
《史记·周本纪》中载:周太王有三个儿子——太伯、仲雍和季历。其中,小儿子季历最为贤德,而且他又养育了一个聪慧贤明的儿子姬昌。于是,周太王想立季历为继承人,以便将来把大位再传于姬昌。太伯和仲雍看出了父亲的心思以后,双双跑往南方的荆蛮之地,“文身断发”,以示决然无意于继承君位。太伯和仲雍出走之后,季历顺利继承了君位,而后又传位于姬昌,也就是史称千古圣君的周文王。
作为兄长的太伯、仲雍,特别是身为嫡长子的太伯,原本具有王位继承“立嫡、立长”的族制、祖训的传统优势,但是为了本部族的稳定安宁和发展兴盛,为了让比自己贤明的弟弟以及侄子安心、顺利地接掌王位,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主动出走避让,从而避免了为争夺王位兄弟相残、百姓涂炭、家国分裂的局面,也为周王朝八百年基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太伯和仲雍来到遥远蛮荒的南方,荆蛮人认为二者皆为义士贤人,遂有两千余家前来归顺,同时拥立太伯为君,此即吴国的起源。由此可见太伯、仲雍亦非平庸之辈,此二者的“避让”,在封建礼制神圣严明的西周王朝,实为惊天大义之举。
范蠡作为春秋时期越国的股肱大臣,在立下助越王勾践灭吴兴越大功之后,追求的不是自傲和享乐,而是清醒、理智地认识到,“狡兔死,猎狗烹,高鸟尽,良弓藏”,“越王为人,可共患难,不可共富贵”,“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于是毅然乘舟泛海而至齐地。
范蠡到了齐国,“齐人闻其贤,使为相”。仅三年,便急流勇退向齐王归还了相印,再一次辞掉位极人臣的至高权位,举家迁至“天下之中”的陶地,以一介布衣,退而经商。然则积资聚产每至千金,则尽散于至交和乡邻,以致三聚三散,被后世尊为“商圣”,备受称颂。
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归隐之后,躬耕劳作、自食其力,然而远离尘嚣、清新恬淡的田园生活,极大地激发了他的文学灵感和创作欲望,为后世留下了大量反映田园生活的诗文,以及千古名篇《桃花源记》等大量著作。其中,以决意归隐为立意的抒情小赋《归去来兮辞》,则被大文豪欧阳修评赞为“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陶渊明作为“田园诗派创始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让一股平淡自然、恬静优美之风吹入当时虚玄萎靡的文坛,令世人耳目一新。
陶渊明辞职之后,并未被上层社会所遗忘,曾屡被征用而未从。他并非没有从政之才干,即使不能出将入相,至少彭泽令尚可继续任职,以其卓越的才华,升迁亦不乏机遇。但是,他清正廉明的执政理念,守志不阿的个性品德,与当时昏暗污浊的政治环境格格不入,使其不得不“自毁前程”,毅然决绝于政坛。幸哉,视名节志趣重于官宦利禄的陶渊明,愤而抛弃了一顶轻若五斗之米的“七品乌纱”,而中国历史、中华民族却收获了一位不可多得的“田园诗宗”和散文、辞赋大家。
据《郁离子·贿亡》记载,东南地带所产上好的东西中,有一种是麝肚脐中的麝香。当遇有人追逐逃脱不掉时,麝便掏出肚脐中的麝香丢进草丛,趁追逐者去草丛中找寻麝香的机会脱身逃走。
记得儿时的小学课本中,有一则兄弟二人到太阳山捡金子的寓言故事。说是太阳山的洞中有好多好多的金子,闪闪发光,十分诱人,但是上那儿去捡金子,时间不能待得太长,否则太阳出来会把人烧死的。弟弟去的时候,只捡了两块,觉得够用了,于是早早地下了山,回家以后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哥哥是个财迷心窍的人,他去捡金子的时候,带了一个好大的口袋,在山上只顾捡个不停,直到太阳出来还没舍得离开,结果被烧死在金洞里面。
如此看来,那些财迷心窍、官位之上的“老虎”“苍蝇”,大都与晒死在太阳山的那个“大哥”同群,连麝兽都不可同日而语。
总之,有价值意义的“放下”,既需要聪明智慧,更需要高风亮节的德操秉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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