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运会射箭项目的冠军,袁盛堂老人一直关注着中国射箭运动的发展。
袁盛堂当年在二运会上的风采。
本报记者 尹成君
“不标准”的神箭手
尽管在全运会上勇夺八金,但是袁盛堂拿起弓箭完全是“半路出家”。
1959年,身高、体形都不错的袁盛堂被省体委选材的教练相中,从此告别了淄博六中的同学们,一个人来到济南的山东体育学院运动系。1960年初,山东赛艇队成立,袁盛堂入队,辗转到上海、邹城等地进行训练,不过,由于正处于困难时期,只有十个人的赛艇队解散了,“那天正好是1961年的三八节,领队把我们10个人叫到照相馆,大家拍了一个合影后领队就宣布队伍解散了。”袁盛堂回忆说。
但是,袁盛堂与体育的缘分还没有到此结束,他在齐河劳动期间,山东射箭队也在那里,教练看中了袁盛堂,让他练射箭。于是,袁盛堂开始了一项伴随他数十年的事业。
改行练射箭袁盛堂一心想干出点名堂,加上他平时训练又爱动脑子,因此自己琢磨出一套在其他教练眼里不算标准的动作。教练要求举弓时塌肩,他却是耸肩；教练要求他的背向上抬,他却是下压；教练要求10到15秒射一箭,他却不到5秒就射出去了。
“动作合不合适自己,才是最重要的”,袁盛堂坚持走自己的路,在射箭这个项目上闯出了一片天。多年后,袁盛堂当年被看作不规范的射箭动作竟成了国际射箭发展的潮流。
从故宫借出牛角弓
实际上,射箭队也是准备解散的,只是当时从瑞典进口了一批射箭器材,为了不让这批宝贵的资源弃之不用,队伍才保留了下来。射箭队也仅仅凭着这些家底,开始备战全运会。
处于困难时期训练与比赛的条件也十分艰苦。袁盛堂入队时,发了一身上届全运会老运动员上交的衣服,“当时比赛就一件背心,一条裤,一双胶鞋。”
而训练器材都是自己动手做。在青岛基地,由于器材不足,射箭队从故宫借出了清朝的牛角弓进行训练,“得自己装上弦,老式弓也没有瞄准点,都得自己想办法才行。”弓有了,箭当然也是自己动手。射箭队用刨子将箭杆刨出重心,找些子弹头锯了装上当箭头,箭羽则用的是火鸡毛。“当时我们基地旁边就是中山公园,每天早上去公园看见饲养的火鸡掉毛了,赶紧拾回来做箭羽。以后才慢慢发展到用竹弓,之后才用上了瑞典的钢弓。”回忆起这段自己动手做弓箭的往事,袁盛堂依旧感慨万千。
物质条件的艰苦,没有影响到队员们的刻苦精神。那时,中国体育界都在学习日本排球教练大松博文的训练法,“三从一大”的精神,即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和大运动量训练。袁盛堂练力量时推举杠铃,从50公斤换成40公斤,从40公斤换成25公斤,最后只剩光杆,什么时候练得一点力气没有了,才准自己休息。在射箭队,对纪律的执行也非常严格。有一次队伍出国比赛,每人发了两套比赛服,回来之后只要没穿过的全部都要上交。队内也严格执行运动员不准谈恋爱的规定,因此袁盛堂直到31岁才结婚。“那时就是一门心思地想着为省争光、为国争光。”袁盛堂讲述着他们那一批老运动员的艰辛与执着。
1963年,袁盛堂参加全国比赛,由于优秀选手没参加,他获得第三名,从此他打出了一点胆子,也越练越有名堂,第二年便在全国比赛上包揽10个项目的冠军。
全运八金大放异彩
1965年,第二届全运会在北京举行。射箭比赛开始前,记者采访了袁盛堂,问他希望能拿到什么样的成绩。“向好的方向争取,能够破一项纪录。”没想到几天后,他确实创造了一项至今也无人能破的纪录,那就是拿了8枚金牌。
当时的比赛情况袁盛堂还记忆犹新。比赛是在地坛体育场进行,由于自己独特的技术已经成型,在全运会上袁盛堂也制定了自己的一套方案,他善于观察,出手前总是先看看其他选手的情况,再根据风向调整瞄准器。由于做足了准备工作,因此放箭就特别迅速,这就是他一直坚持的“快”,箭在弦上,他从不犹豫。
就这样,4天的比赛袁盛堂厚积薄发,成绩直线上升,最终获得了6个单项第一和两个团体第一,一举震惊了中国体育界。由于这届全运会举行期间正逢国庆节,袁盛堂凭借优异的成绩参加了国庆招待会并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这成为他一生中最自豪的时刻。
1971年后,袁盛堂调到北京体院继续训练比赛。在学校期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专门到北京体院参观,学校组织了一场射箭表演赛,选中袁盛堂和李淑兰等三名队友参加。
比赛是每名队员30米射三箭,由于紧张,袁盛堂在射第一箭时腿不由自主地哆嗦,但是仍然射出了10环的成绩,之后的两箭也全中靶心。表演结束后,基辛格过来握住他的手说:“欢迎你和中国射箭队到美国去访问。”
由于年龄的关系,袁盛堂无法参加奥运会圆自己的梦想,退役之后,他依然关注着中国射箭的每一次进步,对中国射箭队在历届奥运会上取得的优秀成绩也由衷地感到欣喜。对于如何调动起各省市对射箭运动的积极性,他也思考了很多,“现在都有省队,把最优秀的人才综合起来,合起力来才能更好地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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