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的一个炎炎夏日,大明湖畔一个古朴的四合院里,几间青砖小瓦的房子都是厚重的门板,花棂子糊着白纸的木窗,显得有些陈旧破败,院子东边是一架葡萄,西边有一架丝瓜和它两两相对。那葡萄的叶子重重叠叠密密实实地铺陈着,给小院搭了一个大大的凉棚。院里的葡萄架和丝瓜架下各放着一个小桌,七八个孩子分坐在两边写作业。这就是四十年前的暑假我们下小组的场景。
如今学校一放假,便愁坏了没人照看孩子的家长。相比之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小时候的寒暑假就没有这些烦恼。因为那时住的都是平房,同学也都是街坊邻居,都是从小就在一起的玩伴,更重要的是我们假期里有自我管理的学习小组。
无论是寒假暑假,每逢放假以前各班都要成立若干学习小组,一个小组一般十人以下,以居住集中、自由结合、便于学习为分组原则。还要选出小组长,制定假期活动计划,主要是“下小组”的时间,另外还有搞几次课外活动,诸如“八一”建军节慰问烈军属、参加“学雷锋做好事”活动、组织郊游等都要写出计划,最重要的还得加上几条安全守则、小组纪律之类的内容。老师要根据你们的小组计划以突袭、暗访的方式去检查,我们管这叫做“查小组”。
由于我们家住的院子比较大,又有葡萄、丝瓜架子,荫天蔽日的晒不透,炎炎夏日只要有一丝风儿吹过,浑身就凉爽爽的,所以我们的暑假小组地点几乎年年都在我们家。那时候母亲没有工作,在家做家务。每到下小组的日子,母亲泡上山楂片水,或是熬一锅绿豆汤冷凉了,谁渴了谁喝。有时候天太热或者院子里有蚊子,她就拿一把大蒲扇给孩子们扇着。孩子们要么齐声诵读课文,要么争辩着一道应用题的解题方法,要么默默地写着作业。班主任老师常带着班干部来查小组,平日里站在高高讲台上十分威严的老师,也早已放下了架子,坐在小板凳上,和家长拉家常,和学生一起做游戏,做折纸,解答学生的难题,显得倒是挺亲切的。
一个小组就像一个小集体,由于都是一条街上的孩子,平时不上小组的时光里,我们也大都是在一起玩耍。那时候家家户户生活都不富裕,甚至是有些捉襟见肘。我们街上的这些半大孩子没事的时候都要帮家里纺棉线以补贴家用,“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嘛。下了小组各自回家吃罢中午饭,同学们就搬出了纺线车子,沿街找个阴凉地儿一拉溜地排开。搓棉条的搓棉条(济南人叫“搓布几”)纺线的纺线。即便是纺线,脑子也没闲着,右手摇纺车,左手抽棉线,膝盖上还得放上本少头去尾没皮没底的小说,或者是小人书,一边纺线一边读,我记得《林海雪原》《红旗谱》《半夜鸡叫》《武松传》《金光大道》等书籍都是那时候看的。边干活边读书,按当时时髦的话说这叫“革命生产两不误”。
当然我们也有的是玩的时间,由于离大明湖很近,几乎隔几天就到大明湖公园区遛一圈。门票我们是买不起的,再说家长也不给你钱。我们有一个秘密通道,在司家码头尽头的一家院子后墙,半截墙头的那一边就是大明湖南岸。
每次大伙约好了时间,三三两两地在墙外集合,有负责放哨的,有负责当人梯的,不一会就都进入了公园。
只要进去了,孩子们就可着劲地撒欢啊,捉蜻蜓、扑蝴蝶、跳上小船戏水,儿童乐园里滑螺旋滑梯,北极庙十多米的石头滑梯上直冲而下。什么时候太阳落山了,这才想起来赶紧回家,再晚了恐怕要挨揍。
记得有一次母亲回泰安老家了,父亲加班回来得晚,我和弟弟妹妹还有几个同学钻进大明湖玩疯了。从南门到西门,又从西门玩到东门,直到太阳落山,才意犹未尽地赶紧往家跑,当年又没有公交车,从大明湖东门到位于县东巷的家不近着呢,还没走进街口,就听见有大人焦急地喊着“长生唉,回家吃饭了!”“栓柱啊,快回家了!”我带着弟、妹赶回家一看还好,门没有开,说明父亲还没回来,于是打开门锁,推开厚重的老式木门,抬头一看父亲正坐在八仙桌前,就着一盘花生米自斟自饮呢。原来父亲把家里的钥匙忘到了厂里,下班回来等了半天不见孩子的踪影,自己翻窗进的屋。父亲是舍不得打弟弟妹妹的,再加上是我带头出去玩的,我的一顿胖揍是免不了的。
若是赶到星期天家长歇班,在家长的带领下,我们还能到南山大佛头、黄石崖、南郊果园也就是如今的泉城公园去游玩。一路上摘野果、采花椒、逮蚂蚱,胆子大的还能在果园里捡几个苹果回来。就这样,一个炎热的假期在小组学习中、在家庭手工的忙碌中,在无忧无虑的玩耍中飞也似的过去了,还没玩够呢,一看月份牌已经是八月二十几号了,得,整理书包补齐作业准备书费、学杂费,唉,又要开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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