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小型聚会上,文友们对一部刚播出的电视剧展开了自由讨论。气氛本来很融洽,可是,随着讨论的深入,出现了意见分歧,有人便动了火气。脾气暴躁的赵先生跟邻座的吴先生因观点不同,大声争论起来,继而相互指责、贬损、攻击,火药味越来越浓……后来虽在众人劝说下平息了“战火”,但从此二人“割席绝交”,发誓老死不相往来……
朋友中发生这样的事着实令人痛心,然而,放眼社会,这却并非个别现象,也并非只出现在芸芸众生中,在学术界、文艺界、科技界,在那些名流云集的地方,同样存在因观点不同而反目成仇的事。当年美国文坛上两位大腕的情仇演变,就让许多人为之震惊……
纳博科夫和威尔逊都是美国文坛的重量级人物。纳博科夫是著名作家,著有《洛丽塔》《微暗的火》等小说；威尔逊是著名评论家,一向乐于扶持知名度还不高的作家,曾经提携帮助过海明威等人。他们本来是一对相互欣赏的好友,关系非常密切,“两人都觉察到彼此卓越的天分,也乐于接受对方的赞扬”。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的文学见解发生了分歧,导致矛盾不断加深,关系也日趋紧张。《洛丽塔》是纳博科夫流传最广的得意之作,他自然非常看重,威尔逊对这部作品的评价却很低,说这是部很“龌龊”的作品。此外,二人对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戈医生》的评价也有分歧:纳博科夫认为此书是“可悲之物,不但笔法笨拙,剧情也很粗俗”；威尔逊却在《纽约客》上夸赞这部作品的诞生是“人类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此后,纳博科夫翻译了俄国作家普希金的著作《欧根·奥涅金》,威尔逊却不喜欢这部译作,撰文称纳博科夫的翻译是“令人失望之作”。就这样,他们对对方的指责都不能接受,对对方的观点都不能包容,将学术之争演变成人身攻击,将不同观点当成杀伤友谊的炮弹。一对本来的密友从此分道扬镳,形同仇敌。而他们这样做,除了两败俱伤、损害自己的声誉外,也给整个文坛带来很坏的影响。
是不是观点不同,就一定水火不容,非反目成仇不可呢?当然不是。实际上,尊重、容纳对方的“不同”,是一种崇高的修养。具有这种修养的人,不但能尊重跟自己观点相同的人,也能尊重跟自己观点不同的人,并与之和睦相处,取长补短,共同提高。正如那句名言:“我完全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愿意用生命来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就是说,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并不影响我对你人格的尊重、人品的欣赏,依旧可以跟你做朋友,这就是君子的做人原则。而这样的“君子”,我国古已有之。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朱熹和陆九渊,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朱熹与陆九渊都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朱熹主张“性即理”,故称理学；陆九渊主张“心即理”,故称心学。他们的哲学思想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的地方。两人只要一见面,都会提出各自的见解与对方切磋。有一次,朱熹对陆九渊说:“要教育学生明白道理,必须多读书。”陆九渊反驳说:“道理存在人们的思维之中。书读多了,反而糊涂。”朱熹又说:“学习不破万卷书,怎能有出息?”陆九渊则不以为然:“书籍堆积如山,何年何月才能读完?”
这两位当时颇具影响力的学者,在学术观点上常常针锋相对,谁也说服不了谁,但并没有因此而影响他们的友谊。两人相互尊重,互拜为师,取长补短,完全没有门户之见。朱熹在庐山脚下开办“白鹿洞书院”时,不但请陆九渊来讲学,还将他的治学警句镌刻在石碑上,立于书院门口。
尊重、包容对方的“不同”,这也是一种传统美德。这样的美德不但古人有,在当今文坛也找得出来。台湾作家白先勇就堪称楷模。
白先勇跟主持人陈文茜是好朋友。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问世后轰动一时,很多年轻人不是通过小说《谪仙记》《金大班的最后一夜》,而是通过青春版《牡丹亭》才知道白先勇的。这么光辉的艺术成就,作为好朋友的陈文茜却不感兴趣。白先勇发现以后,便很少在陈文茜面前讲青春版《牡丹亭》的演出情况,更不请她发表意见,但这完全不妨碍两人继续做朋友。陈文茜说:“对此,我非常感谢!他可以创新,我可以顽固,谁也不去说服谁。”
同样,著名作家章诒和在《谁道人生无再少》中,也曾经如此称赞白先勇:所以,我老对同事说:“现在只剩一个君子了,那就是白先勇。”通人情、好人缘的白先勇发现我对青春版《牡丹亭》缺乏热情,便极少在我面前提及这个戏的演出情况,更不请我发表意见。对此,我心存感激——他可以创新,我可以守旧,谁也不去说服谁。
这就是“君子之风”,这就是崇高修养。有道是:允许自己与别人不同,让你特立独行；允许别人与你不同,让你海纳百川。懂得尊重不同,能使你的人生更加洒脱,更加泰然自若。
(本文作者为作家、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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