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人·树
2017年09月22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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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木生
  还想三去日照莒县的浮来山,选一个有雪的冬日,一个人,在山上的定林寺里住上几天,听听那棵“天下第一银杏”的呼吸,也陪着那个叫刘勰的读书人说说话。
  这是一座海拔只有298.9米的小山,却因为这树这人,让我动心得入梦。两次登临,尽管同行者众,又游人如织,我还是会在这棵有着4000年寿命的巨树前孤独了自己,游进时光的河流里。
  第一次见它,是在四年前一个雷电挟着暴雨大风的夏日。600多平方米的树冠下,静寂着,似乎暴雨都无法穿透一般。周长15.7米的树身,在风雨里纹丝不动,山体一样,我甚至感到急切的雷电都在生气着巨树的从容。今年夏日再去晤它,却是阳光泻着金色瀑布的溽热时辰。宏大,却又如此朴实,阳光在它的每片扇形的叶子上欢快地跳着舞,再流成光的小溪——我满眼的阴凉,心都醉了。当年,那个不容于齐国、被迫“接淅而行”的孔子,也许曾经在这棵古老的银杏树下将息过片刻?它不属于任何朝代,它是它自己,淡然地看着一个又一个朝代的兴起与衰落,只是将根深深地扎在大地上,滋味非常地咀嚼着自己的岁月。
  35年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经对它进行过专题研究并向全世界播放了它郁郁葱葱的生命状态。静静地想念这棵老而弥绿的银杏,才知道这样的一座小山,竟有着海阔天空一样的胸襟。
  这样的胸怀里,与日月杂酿的,还有缱绻不已的情义。
  从巨树拾级北上,会遇到一座二层的小阁楼,悬一匾额,上书“校经楼”三字,是郭沫若1962年为了纪念刘勰的《文心雕龙》成书1460周年所书。这座山,建一个寺,在寺里筑一座小楼,就为了等一个人来,这个人就是刘勰。
  刘勰的父辈早在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时便流迁于江南,使刘勰一出生便饱尝离乱之苦,浮来山下的家乡只能在梦中相遇了。
  幼年丧父,青年失母,又无兄弟姊妹的刘勰,其孤单与寂寥,外人几乎无法想象。进入南京钟山的定林寺,十数年间与和尚们共处,既是生活所迫,也是南朝崇尚佛教潮流的裹挟。失去家乡、无依无靠的刘勰,于万般落寞里,让一个“佛”字作了精神的向导。
  毕竟,佛教再博大,也不能独占了青年刘勰的精神世界。对于儒家思想的学习与对于孔子的向往,深深地吸引着他,以至在《文心雕龙·序志》里,他还欣喜地记下三十岁时的一个梦境:“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梦里,他终于回到了浮来山下的家乡,正与孔子一起南行。“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文心雕龙·程器》),再辉煌的庙宇,也不能束缚了刘勰的人生理想——而三十七岁时便已写就的《文心雕龙》,或许比那株巨大的银杏,还有着更加长远的生命力。鲁迅先生将其与亚里士多德之《诗学》相比,称其“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三万七千言的《文心雕龙》,是刘勰的呕心沥血之作,更是他自铸的以文发声的黄钟大吕。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可以享尽天下,但在文化与精神的天地间,一群寂苦甚至孱弱的知识者,却可与之分庭抗礼,用心血乃至生命创造出一个自己的世界。
  考证论述刘勰的生平者,大都主张他出身士族。但是,读他的《文心雕龙》,想见他写作时的心情,也就越发同意王元化先生在《读文心雕龙》一书中的论断:“刘勰并不是出身于士族,而是出身于家道中落的贫寒庶族。”鲁迅是刘勰的知音。“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此江河何以腾涌,涓流所以寸析者”,鲁迅读到刘勰的这些话,深自赞同,又为刘勰这样一位出身贫寒庶族者的命运而痛惜不已,“中国汉晋以来,凡负文名者,多受谤毁……东方恶习,尽此数言”,并体味整个《文心雕龙》“函深哀焉”。从江河腾涌,涓流寸折,到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这是漫长的中国专制社会的常态,也是知识者心上不灭的愤慨。虽然刘勰揣着自己的《文心雕龙》扮成小商贩,在当朝重臣沈约必经的路上等候跪荐,并因此而进入仕途,但他到底还是在残酷的现实压迫下出家为僧。刘勰出家的方式,是悲惨的——他烧去自己的眉毛与胡须。这是对于仕途的绝望与对于生命的幻灭,也是对于梁武帝一种曲折难言的反抗。
  在他出家的当年,便死去了,寿命只有五十六七岁(连卒年也不能确定)。一生未娶的刘勰,是在孤独与哀伤中离世的。读他的《知音》篇,直让人唏嘘不已:“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
  默默的浮来山,感知了这一切,痴痴地等着自己的骄子归来。还有那棵四千岁的银杏,也在等着他。刘勰七岁时曾经做过另一个梦:“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也许,他的灵魂早已化作彩云,正萦绕着浮来山,朝朝夕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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