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哲元
1968年,我在长清县张夏公社工作。当时,国家经济比较困难,号召公社吃“国库粮”的非农业人口回农村去,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减轻国家的负担。我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第一个报了名,决定回老家务农。作为奖励,公社党组织还给回农村的干部家属买了一张干农活用的铁锨。
我带领老婆孩子回老家时正是寒冬季节,古历的腊月十八。寒冬腊月,回家遇到的困难可真不少。那时候交通极其不便,张夏公社没有直通长清的汽车,需要搭乘火车到济南,再转乘汽车到孝里公社。1968年的那个冬天,我家已经有六口人了。四个孩子,长子七岁,长女四岁,二女儿一岁半,三女儿才刚满月。我们一家人夜间从张夏坐火车到济南长途汽车站,再坐去孝里公社的汽车。家属怀抱三女儿,我领着二女儿,长子长女自己顾自己。因为天太冷,孩子们衣着单薄,长女小青从济南长途汽车站到孝里公社冻得哭了一路,下车后已经站不住了。
从孝里公社下车到老家庞道口还有十多里地,这时村委派来了一辆“地排车”接我们回村。下午回到老家时,老屋已经给拾掇得非常干净,但是多年的老房子地势低洼,房台儿不是很高,遇到黄河上水就有倒塌的危险。庞道口村西面紧邻黄河,因河水经常泛滥成灾,村里家家户户在盖房子前都先用土垫起高高的台子,乡亲们称之为“房台儿”。
记得腊月二十五晚上十点左右,西面黄河水漫过大堤,冰冷的黄河水肆意掩杀,直冲到老房子的边缘。情急之下抓紧转移,我的家属和孩子到地势高的邻居家暂避一时,我安顿好老婆孩子再蹚水回到老屋收拾东西。来势汹汹的黄河水还携带着冰冰碴子就已经灌进屋来,家里的东西来不及要了,还是保命要紧,老屋的南邻有一处两米多高的房台儿,还没有盖屋,我慌慌张张地蹿上房台儿。不到半小时,冰冷的激凌水就与两米高的房台儿齐平了。这么恐怖的场面让我心里很惊恐,那时村里的房台儿都各自为政,没有连在一起,眼看着河水涨上来,我决定冒险蹚出去。
我把身上的棉衣、鞋子脱下来抱在怀里,找了一张铁锨探路；可是上前没走了两步,激凌水已经淹没到我的腰部。我只好又退回到房台儿上,浑身冻得直发抖。关键时刻,邻居高喊我,抓紧往外蹚,再不出去就死路一条了。晚上光冻也得冻死,这时我的脚已经冻得疼痛难忍了。我横下一条心,赶快蹚出去才是一条活路。第二次,我改换了路线,试着向我的一位族家兄弟的房台儿游过去,虽然我竭尽全力想靠近,但浑身被冻得有些不听使唤,看着近在咫尺的房台儿就是上不去。多亏我这位族家兄弟找到一根长竹竿救了我的命。我已经冻得站不起来了,大家伙儿把我抬进屋去,浑身的衣服已经脱不下来了,滑溜溜地都冻成了冰。要想换衣服,先得用火把身上结的冰烤化。
那时农村买东西也实行“票证”,冬天买煤需要“煤票”,煤需要到肥城煤矿去运。
腊月二十五,村大队统一组织青壮年去肥城拉煤。腊月二十六,拉煤的社员回来了,说是从东面广里村以西到黄河全是一片冰水,根本无法回家。但快到旧历年了,大家回家心切,运煤的大部分是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有的准备回家结婚,一商量,决定弄条船。好不容易在广里村找到一条打鱼的小船,可小船多年不用已经破烂不堪。上午十点多,七个小伙子冒险上船,什么工具也没有,就用木棍当桨,用脸盆往外舀水。漏船漂流,七个人又严重超载,没划出去多远,船来了个底儿朝天,七个小伙子在水里使劲折腾着,大声喊着“救命,救命”。
岸上的群众聚集得越来越多,可都干着急,面对冰冷的河水束手无策。水面上不到一个小时就没了动静,岸上的群众眼看着活人被淹死无法救援,都流下了眼泪。这时,村里大队小队得到消息赶紧组织救援,可为时已晚。我们村里当父母的听到自己的孩子遇难的消息,有的把过年购置的年货全扔掉不要了,有的把家里的家具全都砸烂不过年了。现在回想起来,仍然叫人心痛不已。
那个时候条件艰苦,再加上黄河的激凌水冰冷刺骨,水中淹死的七个小伙子的尸体无法打捞,只能等到河水消退。我村的大队部准备好了七口上等棺材,春节过后,激凌水退去逐渐见了地面,只见沟沟坎坎不计其数。正月十五过后,七个落水的年轻人才被一个一个陆续打捞上来,最后一个被找到的在阳春三月才打捞上来,他的尸体一直顺水漂流到了“太平庄”的村南。这件事情对父母来说,是永远的伤痛,也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从安全的角度考虑,千万不要冒险。
1968年,我在老家遇到的激凌水,差一点儿要了我的命的激凌水,令我终生无法释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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