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月,时任日本首相岸信介前往美国参加新安保条约草约签订仪式,700名学生到羽田空港静坐抗议,与警方发生冲突。(资料片)
2015年5月14日,500名日本民众聚集在首相官邸前,反对日本政府将在当天下午的内阁会议上通过系列安保法案。(资料片)
本报记者 王昱
“和平宪法”
和麦克阿瑟没关系
日本宪法第九条,是现行《日本国宪法》中最为著名的一条,主要内容是“日本放弃发动战争的权利”。安倍吵着要修宪,真正想修的就是这一条。
对于这个“和平条款”,长久以来流传着一个误读,即认为该条款是日本在美国占领军、尤其是占领军司令麦克阿瑟的“逼迫”下拟定的,是美国为惩罚日本而对其进行的“阉割”。
其实,日本宪法中的其他条款可能都是美国人“钦定”的,但唯独这个“和平条款”却是日本人的“自选动作”。
最早披露这一真相的,是麦克阿瑟的回忆录。按照麦克阿瑟的说法,1947年1月24日中午,日本国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因事来到麦克阿瑟的办公室。在谈话中,币原主动建议说:在正在修订的新宪法中,应当加入所谓“非战条款”,要用宪法手段禁止日本有任何军事建制。日本为何要如此“自我阉割”呢?币原当时给出的理由是:“日本是一个穷国,无论如何都不能把财力花在战备上了。国家所剩下的任何资源都应当用于扶持经济。”
麦克阿瑟一定理解不了,这个看似简单的理由背后,其实暗含着战前日本军阀和财阀之间惨烈的内斗史。
日本在二战以前通过明治维新成功实现了富国强兵,而与任何一个列强国家一样,对于日本下一步如何发展,商人和军人之间存在着路线上的分歧。伊藤博文、西园寺公望等一批代表财阀利益的政治元老主张,日本应在“适度扩张”后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这派势力所组成的立宪政友会曾经在20世纪前三十年长期把持日本政坛,压制了军人势力的过度膨胀。然而,由于日本战前体制等诸多原因,以“九一八事变”为契机,极右翼军人团体抬头,他们通过政治暗杀等极端手段最终从财阀手中夺取了国家控制权。自1931年起,日本的军费急速上涨,一度占到了国家总支出的70%。这种穷兵黩武极大地损害了日本财阀们的利益,曾在战后长期担任首相的吉田茂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日美开战之前,日本工业体系“在事实上已经破产了,来自美国的打击根本就是多此一举”。
正因曾被军阀们祸害得如此严重,在战后获得美国人的认可和扶植后,政友会出身的吉田茂、币原重喜郎等人不惜主张放弃战争权,也要彻底置军阀势力于死地。应当说,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派政治家,“和平宪法”才能在日本脱离美国占领军管束后继续维持近70年。更有甚者,当美国因朝鲜战争主动要求重新武装日本时,时任首相吉田茂断然拒绝,吉田茂对追随者宫泽喜一是这样解释的:“等我们恢复了元气,自然会重整军备。在此之前,让美国人来处理防务上的问题。我们有一个禁止再军备的宪法,这是上天的恩赐,我们可以此堵住美国人的嘴。那些要求修宪的政治家,全是一群笨蛋。”
生拼硬凑出的自民党
然而,让吉田茂等人始料未及的是,他们口中的“笨蛋”居然很快就出现了。1957年,前甲级战犯嫌疑犯岸信介当选内阁总理大臣。作为安倍晋三的外祖父,他是首个在任内提出要修改和平宪法的首相。虽然这个主张最终流产,但岸信介还是通过一纸《日美安保条约》将日本绑在了美国的战车上。日本修宪势力怎么会如此迅速抬头呢?这还是因为美国人的影响。
朝鲜战争中代表日本财阀利益的日本自由党,以“和平宪法”为挡箭牌拒不为美国在战场上出力,让美国人把肠子都悔青了,因而下定决心要“解冻”日本战前军阀集团,以让两派互相制衡。
于是,在美国人的扶持下,日本战前的军国主义政党“大翼政赞会”死灰复燃,并被改组为“日本民主党”(并非1998年成立的日本民主党),于1953年重新抛头露面。随后,美国又以“抗衡左翼政党”为由,几乎是强逼着日本自由党与民主党合并。于是,在1955年,两党正式合并为自由民主党(即自民党),由于该党在其后的日本政坛上长期处于执政党的地位,脱胎于旧军阀的日本右翼们通过与昔日死敌“合体”的方式,迅速迈入了日本主流政界,这种体制后来被称为“五五年体制”。
然而,日本右翼的这种“速成”留下了一个后遗症:这个在美国人撮合下被生拉硬凑起来的自民党极其分裂,出身于财阀与出身于军阀的政客彼此看不惯,在党内组成各种“派阀”互相对立。比如在岸信介时代,出身于原自由党的石桥湛山等人就组织了“石桥派”,提出所谓“小日本主义”,要求把日本打造为像瑞士一样的和平、富裕的小国。也正是因为自民党内部的这种分裂,自民党虽然长期在议会中占据优势,对修宪却很难形成党内统一意见。
日本自民党的这种尴尬状态,被政论家们形象地比喻为怪兽奇美拉:貌似强大,却有两个脑袋,想往哪边走都不行。而像岸信介这种喜欢一条道走到黑的人,只能因为党内反对派的拆台而黯然下野——这其实也是过去自民党长期执政,首相却频繁轮替的原因。
消失了的反修宪派
然而,自民党这种“精神分裂”的状态,却在安倍政治上的恩师小泉纯一郎执政时代悄悄发生了改变。
作为因屡次参拜靖国神社而在中国臭了名声的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的思想显然承袭了岸信介等人的衣钵。但与普通的修宪派不同,小泉将更多精力放在了对自民党的“再统合”上,他所采取的方法是提拔一批被称为“小泉宝贝”的亲信,以替代党内代表各派别意见的政坛元老,眼下活跃在日本政坛上的很多明星人物,如安倍和他的对手小池百合子,都是当年小泉一手提拔起来的干将。在亲信们的鼎力支持下,小泉赶在卸任党首前提出党内和内阁职位的任命不再需要派阀推荐,从而彻底动摇了派阀在自民党内的支柱性地位。当然,这种大刀阔斧的改革也导致了自民党元气大伤,在2009年一度失去了执政党的地位,但政权的丢失反倒进一步压缩了党内派阀的活动空间,进一步加速了自民党内部统合的进程。
与此同时,自经济泡沫破裂以来,日本经济的困顿也帮了小泉等人一把。正如币原当年所言:“国家的所有资源都应当用于扶持经济。”原本是日本财阀支持和平宪法的理由,但当日本经济发展遭遇瓶颈后,币原的信徒们感到目标丢失,不少人则想起了吉田茂当年“等我们恢复了元气,自然会重整军备”的“遗训”,认为时候到了。所以,甚至不用等到修宪派来“统合”,自民党内的护宪派已经日渐凋零。
因此,当2012年安倍率领自民党重夺日本政权时,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已非当年的自民党。安倍第二次执政这五年来,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无论他推动《安保法》改革,还是强推《特定秘密保护法》,都没有在自民党内激起任何反对声,这与其外祖父当年动辄受到旧自由党元老的制衡简直是天壤之别。今年3月5日,自民党大会正式修改党章,将“最多两届六年”的总裁任期改为“最多三届九年”,为安倍成为战后执政时间最长的日本首相扫清道路。对此,不仅自民党“一致支持”,连盟友公明党和财阀大佬也都举双手赞成。可见,自民党总裁权力的集中程度已经史无前例。
此情此景,让人不得不感叹,美国人和日本右翼在1955年布下的那个局如今终于成形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缓慢吞噬,自民党终于从一个中右翼的松散联盟,变为一个真正的右翼政党。本次日本众议院大选,是自民党第一次将修宪写入竞选纲领的选举,右翼的夙愿终于可以启动了。
按日本人自己的说法,“和平宪法”之上有三道保险:其一,是美国人对日本的防范,这道保险其实在1955年美国扶持自民党成立时就已经失效了；其二,是自民党内部修宪和护宪势力的内斗,打开这道锁,日本右翼花了60多年；其三,是日本的民意。诚然,以目前的国会局势而言,安倍如果推出修宪草案,几乎必然在国会通过,但想在之后的全民公投中通过却很难,最新民调显示,围绕修改宪法第九条的必要性,有51%的受访者明确表示反对。
可见,日本“和平宪法”的最后一道保险,眼下正横在安倍面前,安倍最终能打开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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