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公里村庄》
贺雪峰 著
中信出版集团
最近十多年我们一直在全国农村进行调研,感受到了中国农村的巨大变化。2004年我主持成立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十多年来中心师生已在全国累计调研数万个工作日。2013年至2015年中心师生利用春节返乡的机会撰写回乡记,其中2013年写了60多篇,2014年和2015年各写100多篇。从中心师生所写的近300篇回乡记来看,虽然每个人的家乡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所写的主题也不相同,但所有文章都自然而然地汇成一个时代主题,就是当前中国农村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巨变。
在读中心研究生所写的回乡记时,我发现这些年龄比我小20岁的同学普遍强烈地感受到了家乡的巨变,有趣的是,他们记忆中小时候的家乡,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的农村,竟然与我记忆中儿时的家乡十分相似。
再向上推,人民公社时期、新中国成立前乃至秦汉以来两千多年的中国农村,生产力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生产关系也差异极大。但是,在2000年以前的数千年,中国农村的农民主要收入来自农村,尤其是农业,村庄相对封闭,农民很少流动,村庄结构相当稳定,农村社会的变化极其缓慢。因为社会变化缓慢,村庄结构有能力通过自身的调整来应对和吸收这种变化。到了2000年,中国农村普遍出现了农民大规模进城务工经商的现象,农民家庭收入越来越依赖于村庄以外的城市工商业收入。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进城,留下老弱病残,农村普遍出现了空心化现象。农村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巨变。
在中国农村的巨变中,最显著的一点是几乎所有农村青壮年都进城务工经商,生活的主要收入来自城市,主要生活场所也转移到了城市。这种变化是农民选择的结果,一方面城市有了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体制改革为农民提供了进城的保障。农民进城,中国农村一直以来存在的人多地少的问题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农民收入持续提高,农村贫困大幅度减少。在这个意义上,农民进城是农民的选择,也是他们改善福利的途径之一。农民进城不是被迫的,而是主动的。同时,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农民进城往往只是家庭青壮年劳动力进城,而不是全家进城,因为全家进城的成本太高,农民工的收入不足以支撑整个家庭在城市的体面生活。农民选择了年轻子女进城务工经商、年老父母留村务农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当前中国大约70%的农民家庭选择了这样一种“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这种家计模式可以让农民家庭同时获得务农收入和务工收入,而农村生活成本比较低,这样农民家庭每年都有经济上的节余。有节余的日子才是比较好过的日子。同时,这种“半工半耕”家计模式下必然会出现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进城造成农村空心化,之前维系农民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的社会结构也开始发生变化。
农民进城,对农民家庭来说当然是利大于弊,对村庄生产生活秩序则是弊大于利。国家自2000年以来开始大规模向农村转移支付,不仅为农村的最弱势群体提供了低保和困难救助,而且为农民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新农合、新农保支持,从而为农民提供了基本保障和社会保险,缓解了农村中的绝对贫困。国家支农资金还为农民提供了大量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农村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正在快速改善。
国家投入解决了农村存在的一部分问题,但国家投入不是万能的,国家不可能为所有人提供全面完善的公共服务,很多公共服务还要依靠农民自己解决。这就是国家无力解决的从国家投入到农民需求之间“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中普遍存在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并不是工程问题,更不是国家投入的问题,而是农民组织问题,即这些与农民生产生活基本条件密切相关的事务必须要由农民自己组织起来解决。比如国家不可能为每一个农户打扫他们门前的“生活垃圾”。在维持村庄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的传统力量已经弱化甚至解体,而国家行政力量又无力来接替时,农村社会就出现了各种新的问题。
这些问题不仅表现在“垃圾”等看得见的问题上面,而且表现在人情恶性竞争、住房无序攀比、人际关系日益冷淡、赌博越来越普遍等方面。这些问题几乎渗透于农村社会的每一个层面,且正是这些问题的聚集呈现出惊人的农村巨变。这些巨变触动着每一个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春节返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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