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光正的光》
梁鸿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梁鸿在济南品聚书吧与文学评论家张丽军、马兵、赵月斌对谈
以《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为读者熟知的作家梁鸿,近期推出了首部长篇小说——《梁光正的光》。11月25日,梁鸿携新书做客济南品聚书吧,与文学评论家张丽军、马兵、赵月斌展开对谈。以下为梁鸿在对谈会上的发言整理,既有她对作品创作经过的介绍,也有她对当下的创作、农民命运等问题的思考。
>> 惊心动魄的底层生活
与传统小说塑造的农民形象不同,《梁光正的光》里的主人公梁光正不热爱土地,一生都在试图超越他的农民身份,所以他要穿白衬衫,他要做那些所谓出格的事情。刚才月斌也讲到,我们文学作品里有很多严父的形象,酷父的形象,恶父的形象,当然也包含非常慈爱的父亲形象。总体上,我们不知道拿我们的父亲怎么办,我们不能把他作为一个人来写,要么作为一个恶的符号,拿他作为反抗所谓的封建文化,反抗文化秩序的象征,要么作为一个大爱的、完全纯美的象征,但是这都不是真正的父亲。我在写梁光正的时候,确实希望把他还原成一个人来写,他是父亲,他也是一个人。
这几年流行非虚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变成非虚构不得不提的案例,当然是一个有缺点的案例。非虚构写作被认为是及物的。所谓的及物,就是作者能和现实生活发生关系,能够真的走进现实中承担某种责任,承担你作为知识分子,作为一个书写者的责任。
于我而言,《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确实是一个及物的写作,为了写作《中国在梁庄》,我离开了讲台,到家乡采访我们村里的人,跟他们一块生活。后来写《出梁庄记》的时候,我又跑了20多个城市,我去寻访从梁庄走出去的人,他们怎么吃,怎么住,怎么流转,怎么爱。每到一个城市,我要跟他们在一块同吃同住最起码一个星期以上,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艰辛的。我们知道中国的农民在城市里生活是非常艰难的,因为要经常迁徙。所以每到一个地方采访的时候,你会想了解他们生活的逻辑,他们所面对的境遇,以及他们怎么理解城市。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广阔的大地生活,但那个生活太过庞大了,你个人难以消化,难以承受。
我是以特别沉重的心情在写这两本书。我在写《出梁庄记》的时候,写的全是笑,农民谈笑风生地讲他们怎么跟城管做斗争,怎么跟托儿做斗争,怎么跟市民做斗争等等,像港片一样,非常激烈。他们谈笑风生,但对于一个听众来说,那是胆战心惊的,因为那都是生命,一次次血的搏斗,对他们来讲却是正常的生活。
>> 不合时宜的“父亲”
为什么写《梁光正的光》呢?这个人物在我心中存在很久很久了,不单单是因为我的父亲。我生来对这种人比较关注,我特别关注出格的人,不合时宜的人。就像刚才月斌说他们村里那个不合时宜的梳着大背头的人——你在农村,你是一个农民,梳着大背头,每天亮光光地走来走去,别人都会笑话你。我在西安采访我的堂哥,他是一个退伍军人,非常帅,当年是武警,在部队特别受重视。回到家变成农民了,他还每天早上坚持跑步,跑了三年,在农村这是多大的笑话。我对这种人一直比较关心,我总觉得他们的出格,他们的不合时宜,他们那种被嘲笑的东西,脱离了我们通常所认定的文化秩序,或者生活的秩序,所以我们才嘲笑他,才格外关注他。我对这种人总是会多看两眼,总是觉得他们挺有意思。
我在写梁光正的时候,我也特别强调梁光正身上这一点——他的不合时宜,他的那种被嘲笑、超越于他身份的东西,比如他坚持要穿白衬衫。虽然我在后记里说这篇小说唯一真实的就是白衬衫,因为我的父亲爱穿白衬衫。为什么我对白衬衫这么感兴趣呢?我们知道一个农民,每天要辛苦地劳动,要跟泥土做斗争,每天会出汗,沾上植物的汁液,衣服是很容易脏的。但是梁光正一生都在试图保持白衬衫的干净,他就是要穿一件干净的白衬衫,我觉得很有意思。为什么他要穿白衬衫?为什么他要保持他的干净?是虚荣吗?是为了吸引别人注意吗?还是他想保持他内心的某种尊严、某种要求?我想探究这个事情——为什么他哪怕被嘲笑,哪怕生活非常艰难,也要挤出钱去买白衬衫?我想梁光正是一个试图脱离他身份的,不认命的,又有一点荒诞的人。
我又选择将梁光正作为一个父亲的身份来写,我琢磨了好久,这样一个人究竟怎样来看他?如果从一个大的社会背景来看,很容易太过正面化,这样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往往会成为一个非常正面、光辉的形象,我不想那样,我还想写一个真实的人,这是我最大的念头。我想写一个真实人性中人的存在,读者阅读的时候有真实感,就是因为我把梁光正放在家庭内景里写。
当我们从外部看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会评价这个人非常正义,非常无私,非常懦弱等等。但是回到家,这个人有另外一个形象,比如说他在外面非常正义,他爱多管闲事,但对子女来说恰恰是缺点,因为他爱管闲事,他经常不回家,意味着他经常惹是生非,会给子女带来无尽的麻烦。这正是人的真实存在,我想写出这个人的矛盾性,作为一个父亲的梁光正,作为人的梁光正,是在不断的纠缠之中往前走的。作为人的梁光正是正义的,他爱管闲事,帮别人打官司,出于真情实意地救女人。但是对他的子女而言,对他的老婆而言,会带来很大的伤害。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梁光正作为一个农民也参加了“文革”,农民是平民,又光又正的平民,我们知道平民是不会被批斗的,他只要去围观富农被打、地主被打就可以了。但梁光正不,梁光正就要说那个领导人是不对的,在这件事上他是错的,在那个环境之下,这样说话肯定是不行的,他就被五花大绑游街,被打得头破血流,他还逃跑,逃跑又回来藏在地里,之后又逃跑。这个过程中,他的老婆生病了长期卧床不起。从更高道义上来看,梁光正非常的正义,他说真话了。而且是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说了真话,但是对他的家庭而言,他的真话带来了无尽的伤害。他的大女儿性格为什么如此激烈,说话的语速那么快,在书里面她说话是没有标点的。梁光正一提什么要求,大女儿马上就反抗。劝他:你要安生,你都老了,就安度晚年吧,怎么还这么费事!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大女儿一生都在担惊受怕,她的童年看着父亲被五花大绑架出去,又流着血回来。
>> 一个人的命运勾连起广阔的历史
为什么我要这样来处理梁光正——一个家庭内部的梁光正和一个家庭外部的梁光正。一个所谓坚持正义的人,爱说真话的人,为什么他的生活陷入不断的麻烦之中?到底是为什么?是我们的生活出了问题,还是我们的价值观出了问题,还是梁光正出了问题,还是他的女儿出了问题?
这里面复杂的纠缠有很多的写作空间,我也想在这个意义上呈现梁光正真正的复杂性,不是为了纯粹地赞美他,他的缺点是真的,子女对他的怨也是真的,他爱救人也是真的,他爱说真话也是真的,为什么他过不好生活呢?为什么他总是失败呢?包括我在书中写他三次创业,他每一次创业都踩准了时代脉搏,梁光正是一个能人,他会看报纸,研究形势,他会告诉别人做这个事情是对的,国家改革开放了,你种这个是没错的。梁光正第一次创业是种麦冬,麦冬承载着梁光正一家的命运,他当时正处在关键节点上,有一个女朋友,他要发财致富才能跟女朋友结婚。但是他破产了,这个细节我是经过反复琢磨的,他为什么破产?这样一个村庄的能人,他试图踩准时代的脉搏,他经过仔细研读报纸,研读各种各样的东西作出种麦冬的决定,但他还是失败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农民什么时候踩准过脉搏?他们总是被动的命运。我们稍微思考一下现实,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农民不断被创业,今天去一个书记要养猪,明天去一个镇长要种辣椒,后天种苹果,大后天又要种菜豆,农民一次次种,不断翻耕他的地,但是实际上都是一次次失败。只不过农民整体的生活水平在上升,所以我们遗忘这些事情。我们要知道每一次失败的背后,都意味着一个家庭命运的改变。我把梁光正这家命运集中在麦冬这个事件上,梁光正觉得麦冬可以使他娶这个女朋友,那个时候他老婆已经去世了,可以使他们一家走上康庄大道。最后麦冬不但没有成功,反而失败,巨大的破产。他被迫离开家去打工,留下几个孩子和他的继子小峰一起生活,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一个重大事件,小峰被烫伤了,三个大孩子照顾这个小孩子过程中出现重大的失误,后来女朋友带孩子走了,这家人陷入非常重要的危机时期,这是高度集中的事件。
我在书中写了一个五叔,五叔是镇上的万元户,我们知道20世纪80年代万元户是非常厉害的,像神话一样的,他们家是开食堂的,是镇上最早的万元户,当他听说麦冬可以发财的时候,当他发现很多人麦冬卖不掉的时候,他想我可以致富了,他本来已经致富了,他把他的食堂卖给别人,把所有的钱取出来,又借了很多高利贷,把那些卖不出去的麦冬都收购回来运往广东——那个所谓的南方。他收了几十吨麦冬,雇了两个大卡车到了南方之后,麦冬烂在了广东的街头,人也逃跑了,永远没有回家。他的老婆当年是非常美丽的老板娘,非常娇惯自己,一下子头发花白。我在书中重点写这个事例,为什么想起这个事例?实际上破产是普遍的,当你写这一个人故事的时候,散落在生活里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都出来了,我在后记里稍微提到,当你写这一个人的时候,生活中所有事件都被勾连出来。这也是所谓的真实感,虽然是一个虚构的小说,但是在我写的时候,我还是非常关注我写的这个人物的历史背景,我还是希望能够放置在一个符合逻辑的情况下来写作。在这个意义上不管写梁庄也罢,写梁光正也罢,不管非虚构也罢,虚构也罢,你只要对你的真实感负责,你对你的真实感做一个严谨的盘查,都能够鲜活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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