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维德与姚云留影于上海外滩黄浦江船中。也是在此时,组织上批准他们结婚。
“在文字的雕琢上,非虚构写作要像西方的写作一样,做到细之又细,对人物、环境、情节等的描写尽量做到极致的生动,而不是浮泛的众生相,这样作品的深度和能量才能凸显出来。”作家金宇澄在对话“梁庄系列”作者梁鸿时曾这样说。读过金宇澄的新作《回望》后,我更深刻体会到非虚构文学的价值内涵——非虚构不是全景式呈现,而是局部的艺术或细节的摄取,深挖被掩埋的历史真相。
《回望》分为两部分——父亲的口述和母亲的口述,但是越读越会觉得厚重,体量很大。所谓“大”,是指在文本上展现互为补充、互为对应的镜像功能,笔记、日记、信件、父亲(曾化名“程维德”)的申诉材料和口供实录、证明、公函、明信片、剧本草稿,等等。打个比方,就像集装箱式的旧东西,有人可能拳打脚踢,把它当成垃圾,有人则会戴上白手套迎接。金宇澄就属于后一种。令人钦佩的是,他绕开大众化的路子,退回到个体的渺小和局限,以审慎和克制的态度留取样本,甚至有些地方前后“矛盾”:“我只保留着这些局部不一样的痕迹,保留‘在场感’的某种差池,是保留了‘寻找’的姿态。”
从写法上看,他具有开拓性文学实验意义,如果说《繁花》是用母语思维写小说,那么《回望》就是到传统中寻找力量,摆脱掉非虚构同质化,用平静的调子缝补历史最脆弱又最隐匿的细节,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探索精神。
相比较母亲的口述,父亲的口述内容较少。以金宇澄陪着九旬的老父亲返乡为路线,片段式呈现父亲的人生轨迹。祖父的背影,金家老宅的孤独,夜航船、卖菱小船的旧事,都成为勾连回忆的火捻子。当然,更多的是父亲化名“维德”后投身中共地下情报工作的心路:在上海被捕,辗转出狱,幸免于难；上世纪50年代,牵扯“潘汉年案”被隔离审查。社会的动荡,个人的不幸,被金宇澄那支饱蘸苦难之墨的笔书写得隐忍又唯美,看似轻描淡写,实则用情用心；没有那种尖锐痛诉,平和、自抑中反而更呈现出人性的弱点。
母亲姚云的口述,最引发我共鸣的是特殊年代背景下小人物的屹立不败。母亲是上海“老宝凤”银楼老板的女儿,在复旦大学读书时邂逅做记者的程维德,后来两人成婚,生下三个子女。在丈夫被审查期间,她饱受昔日好友冷漠、无力抚养老小、停发工资生活无着等痛苦,尤其是不知丈夫去向的不安与疑惑,“记得8月8日那天晚上,上海下了暴雨,晚上九点左右,天空突然响了一个暴雷,巨大的雷声惊天动地”。丈夫在信中也写到暴雨和响雷,两人相隔咫尺,却如天涯。她在双重困境中锻造着她的心,“一年多来,我已历经风雨,见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内心已更坚强,不需要托出不幸,博取他者的同情”。
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欠父母一本回忆录,不在于这本书是否能够出版、畅销,而在于它能在历史的坐标中找准人生的定位,在时代的变幻中绘就精神的版图。就像《回望》,它不是一个标准答案,不是一种和盘托出,它是碎片式的、跳跃性的、未完成的历史影像,通过金宇澄的“说吧,记忆”,通过他母亲“近90岁的老人,半年内做了两大本剪贴”,我们从中窥见时代的能见度。趁父母在场,按图索骥找寻到来时的一段路,或诡异密战,或岁月静好,或一声叹息。当然,更多的时候我们只能眺望,无法抵达,一是特殊细部背景非常容易风化和被遗忘,二是“人与群的关系,人与史的碰触,仿佛一旦看清了某些细部,周遭就更是白雾茫茫”。一切都已归于平静,平静中却蕴藉着澎湃的力量和生命的坚韧。正如本书开头,老父亲被假冒同学儿子的人骗了钱,其他同辈人也上过当,但他一脸平静。“他已经80岁了,他聪敏、沉着、自尊,在漫长的人生中,已无法再一次寻找他年轻时代的神秘未来,只能在放大镜下,观看密密麻麻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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