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17日中午,本报记者张贵君、彭东步行20公里进入震中映秀。
2008年5月13日,本报首批抵达灾区的记者周青先用镜头记录灾情。本报记者 高红日 摄
2008年5月18日,记者通过塌方不断的317国道向汶川进发。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2008年5月18日,本报记者高红日和周青先抵达汶川城外。
2008年5月12日下午,我突然发现网上跳出一条快讯:四川汶川发生7.8级地震。如此高的震级相当罕见,重大突发!拿起电话就向报社领导请战:本报记者应立刻出发,我对那一带熟悉,可以直奔汶川灾区。特大地震的各种消息纷纷传来,报社决定先期派我和张贵君、高红日、黄鸣赴川,三个文字加一个摄影记者。
争分夺秒
辗转奔赴都江堰
当天下午5点半,我们向机场进发。取票、安检、候机,但机场方面无法和成都机场联系。7点30分飞成都的航班宣布取消,飞西安和重庆的航班也没了,只得暂回济南等候。
5月13日清晨6点再赴机场。成都依旧禁降,但重庆可飞,于是,我们乘第一班飞机飞赴重庆。下午2点左右,到达成都,我和张贵君一组奔赴重灾区第一线都江堰。
13日下午,我们抵达都江堰聚源中学。一栋教学楼彻底倒塌,几百名孩子埋在废墟。眼前的悲壮景象远超我的心理承受能力:三十多名刚挖出来的遇难初中生遗体被临时安置在这里,他们的父母和亲人悲痛欲绝。教学楼的废墟前,大型机械和武警战士轮番上场。活着的孩子基本都被救出送到医院了,对新发现的遗体,战士们小心翼翼地移出交给孩子们的亲属,随即就是一场撕心裂肺的哭喊。
雨在不停地下,整个学校成了泥潭。我在没脚的泥潭里跋涉任雨浇洒,泪水止不住流淌,已经看不清眼前的景象,透过泪眼我努力地拍摄着救援现场。等完成当天的采访和发稿任务时已经接近子夜,才记起当天基本没有吃饭。
徒步20公里
进入映秀
震后,通往震中汶川的陆路交通全部中断,为了第一时间赶到震中,为读者提供最新的信息,我们分两路向汶川进发,南路是张贵君和随后到达灾区的彭东,从都江堰向映秀赶；北路是我和高红日,从都江堰绕道马尔康到汶川。
南路记者赶到都江堰,发现通往映秀的道路阻断,他们只好徒步行进。沿途许多地方山体滑坡,巨石挡道,他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沿着路边前行,最终两人徒步20公里进入映秀。采访完毕,又徒步20公里返回都江堰,鞋里又是泥又是水,两个人累得几乎瘫倒。
北线记者从16日下午离开都江堰,绕道马尔康,18日晚抵达汶川。从成都到汶川只有80公里,平时开车1个小时就可到达,但地震造成路况危险难走,记者跟随济南军区救援队绕道夹金山走了两天两夜,行程800多公里,翻越了两座海拔4200米的高山。就这样,我们成为从西线第一批到达汶川的记者。
吃了上顿不知下顿在哪里解决,没有帐篷就露宿街头,前线记者生活上的困难可想而知,但比起传稿的不便,这便不值一提了。地震后,重灾区通信中断,其他地方信号也不稳定,记者带去的无线上网卡基本派不上用场,每天采访完毕,记者都要返回成都写稿传稿,无线上网不行,大家就一家一家地找网吧,最后实在不行,前线记者就用固定电话口述,编辑部的同志一面接电话一面打字记录稿件。我到达汶川县城后,提着笔记本电脑满大街转,遇到信号强的地方就赶紧坐下来往编辑部传稿件和图片。
前线的记者总被一种精神激励着,他们不仅是新闻的报道者,还是灾区的志愿者,是山东救援队的一员,他们帮着搬运救灾物资,扒废墟、救伤员。
地震发生时,正在四川新婚旅游的记者韩镇、刚完成珠峰圣火传递的三名记者也直接马不停蹄地奔向了灾区。地震成了报纸报道的中心,“救援队随队记者”也成了让人羡慕的岗位,一批批记者赶赴灾区穿上了迷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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