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宜庆
今年是蔡元培先生诞辰150周年,北京出版社推出了《大学教育》一书,收录了蔡元培1916年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以来的作品和讲稿四十三篇。他写的,是宝贵财富；写他的,则回望先生,景仰风范。在中国近代史上,蔡元培是令人高山仰止的学界泰斗。他身为前清翰林,顺应历史潮流,转型成为资产阶级革命家,曾一度为排满革命实施暗杀,1904年组织光复会,1905年加入同盟会,革命信念终生不渝。民国初肇,他任教育总长。1916年12月26日,长北京大学,实施“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针,使北大气象一新,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他是新文化运动之父,后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他一生倡导科学与民主,宣扬劳工神圣,信奉“以美育代宗教”。作为革命家、教育家,蔡元培都做出了非同一般的贡献,影响十分深远。有人评价他“一生的成就,不在于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于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抗战中的中国痛失学界泰斗。
>> 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针
1916年底,蔡元培到北大任职。当时北大是一座封建思想、官僚气息十分浓厚的学府,有“两院一堂”(参议院众议院和北大前身京师大学堂)之称,其中京师大学堂的师生和参议院众议院的议员,多出入八大胡同,私生活荒唐,打麻将,吸大烟,吃花酒,捧名角。有钱的学生,带着听差,学生上课时,听差要呼“请大人上课”。
当时北京大学流行“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旧学的势力当然比新的深厚,教师中仍有一批学问功底很深厚的人。蔡元培认为办大学要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在学术上,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在课程设置上融合中西,择善而从；在教师聘任上,以学诣为主要标准,广纳不同学术思想的优秀教师。形成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氛围。
兼容并包、思想自由,首先体现在教师的聘任上。一方面大刀阔斧辞退不合格的教师,一方面唯才是用、不拘一格延揽人才。蔡元培顶住压力辞退了两名不学无术的外国传教士。其中一个英国人克莱德拒不退职,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竟为此提出诉讼。但蔡元培丝毫不为所动,并宁可白付一年的合同工资,也不让克莱德在校授课,最后克莱德只好夹着皮包灰溜溜地离校。梁漱溟是一个没有考上北大的中学毕业生,1916年,他在《东方杂志》发表了《究元决疑论》一文,引起了蔡元培的注意,认为是一家之言,便与陈独秀商量,决定聘请他到北大讲授印度哲学。
在蔡元培“兼容并包”办学方针指导下,北大既聘请到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周作人、鲁迅等新派教员,也聘请了那些在政治上顽固(甚至有污点),或者思想上保守,生活上不检点,但在学术上有专长的人,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等。
“兼容并包”是一所大学的境界最直接的体现。蔡元培有革故鼎新的气魄,也有海纳百川的胸襟。他有调和新旧的能力,也有休休有容的雅量。一所大学,如果不能容纳不同立场、不同观点、不同流派的学者,也就无法保证思想自由。在思想自由上,包括学术自由和学习自由。大学应允许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不同观点的学术争鸣。蔡元培树立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大学教育范式,保证了学术的独立性、学者的尊严,同时,也为大学带来生机和活力。
>> 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
蔡元培先生主张“兼容并包”,并非毫无倾向,尽管新旧人物被“兼容”于一校,但蔡元培很明显地站在新派一边。
蔡元培的到来,令北京大学风气一变,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参加过五四运动的北大学子许德珩留下一则蔡元培的佳话,从细微处可见蔡元培为北大带来自由与平等、民主与科学。“蔡元培到北京大学任职的第一天,校役们在门口排好队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他脱下礼帽,规规矩矩地向校役们鞠了一躬,这种打破历任校长不理睬校役的惯例,让校役和学生都感到非常惊讶。此后,蔡元培每天出入校门,校警向他行礼,他也脱帽鞠躬。这种做法是发自内心地对校役校警尊重,并将之视为与大学教授平等。”
1917年的1月,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1月9日,蔡元培在北大发表就职演讲,他向北大一千多名学生提出三项要求:“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突出强调:大学乃研究学问高深之地,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问为天职,不应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在元月出版的《新青年》上。1月中旬,陈独秀应蔡元培之聘,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由上海迁到北京,从4卷1号开始由北大教授轮流编辑,先是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陶孟和,后来又加入了李大钊、高一涵,他们同时也是《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推进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大都是北大教员。五四运动发轫于北大,绝对不是历史的偶然。这应当视为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后培育的结果。
>> 蔡元培的夫子自道
五四运动前夕,蔡元培和林琴南曾经发生过一次有名的公开辩论,轰动了全国。林写信给蔡,攻击蔡主办北京大学以来“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引用土语为文学”。蔡于1919年3月18日写了一封公开信答复林琴南,阐明了自己的办学方针:
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挟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
蔡元培致林琴南的公开信,通篇平实深沉,入情入理,不亢不卑,他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办学方针,这被视为蔡元培大学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体现,也是他的夫子自道。在这封信中蔡元培彬彬有礼,进退有据,令对手心折。
>> 北京大学的新气象
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这正是蔡元培长北大后的风气之变、气象一新。由北大师生的言行、选择可察新旧之争的风向。《新青年》杂志的编辑中,钱玄同、鲁迅、周作人是章太炎的弟子,与《新青年》呼应的《新潮》杂志的编辑中,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等人是蔡元培、胡适等人的弟子。反对白话文的学者中,既有林纾、张厚载师徒,也有北大的章门弟子黄侃,逢面必挖苦嘲讽胡适,还有拖着辫子的教授辜鸿铭。
北大的学生中,既有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毛子水等创办的《新潮》,也有与傅斯年同班的薛祥绥、张煊、罗常培等创办的《国故》。“慨然于国学沦夷欲发起学报以图挽救”,薛祥绥、张煊、罗常培等于1919年1月26日,在刘师培宅内成立了《国故》月刊社,“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与《新潮》杂志展开论争。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宗旨下,北大成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
在新旧思潮的激荡之中,五四运动火山一样爆发,参与过五四运动的北大学子成为民国的风流人物。新文化运动中的三位旗手人物,当数蔡元培、陈独秀和胡适。以北大为中心的五四学人,老师辈的如蔡元培、陈独秀、朱希祖、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等,开启新文化运动,学生如罗家伦、傅斯年、冯友兰、顾颉刚、周炳琳、段锡朋、何思源、毛子水等,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叱咤风云的人物。
五四运动是一个分界线,传统的士大夫退隐,北大清华学生以及五四运动之后留学欧美的海归活跃在历史舞台,开始影响民国政治、文化的走向。而蔡元培在中国学术、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影响力,如日中天,丝毫不减。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不论担任什么职务,都维护学术的独立性。他自己也曾说过,政治的归政治,学术的归学术,不要把我作为政界的一个什么人物。具有如此卓越的识见,令人叹为观止。
有人将蔡元培形容为民国的孔夫子,此言不差,蔡元培和他的北大门生在历史上影响深远,我们在现实中仍然能感受到历史的回响——蔡元培的风范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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