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江河》
许倬云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许倬云说中国》
许倬云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将中国历史看作一个中国文明持续扩张的过程:由古代中原的中国,发展为秦汉以来中国的中国,又扩大为东亚的中国,亚洲的中国,最后将是世界的中国。这一扩张的过程,是指民族、政治版图还是文化内涵与外延?梁启超并未明确界定。受他的启示,许倬云在《万古江河》中将中国文化圈当做不断扩张的过程,由中原的中国,扩大为中国的中国、东亚的中国、亚洲的中国以至世界的中国。
不同于一般的中国通史,《万古江河》的叙述重心,已非王朝演变、国家兴亡以及各时代的典章制度,更关注的是疆域伸缩、族群互动、经济形态、内外交通,以及各朝代小民百姓的衣食住行、人口迁移、工商业发展、人群心态等社会细节。“贵族生活,取精用宏,考古资料所见的精美器用及服饰,固然反映了中国文化的精粹部分,却不能代表一般人民的生活”,所以许倬云的着眼点在于“一般人民的饮食起居”,而不在于“表扬中国文化的高度成就”。
在治史的过程中,许倬云发现中国史学对于中国以外的事物不太关注,甚至于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交流的史实也往往存而不论。“中国文化的特点,不是以其优秀的文明去启发与同化四邻。中国文化真正值得引以为荣处,乃在于有容纳之量与消化之功。”为了弥补文化自我中心观念造成的缺陷,《万古江河》不仅关注中国文化放射于其他文化的影响,也关注域外文化对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影响。以中古时代为例,这个时期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古代大不相同,一方面是由于北方不断有外族进入,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当时的中亚文化经由丝道进入中国。自新石器时代出现农业,至汉代依然以小米为主食,东汉以来羌氐大量移入中国使麦类面食流行,到唐代外来食品“胡饼”已十分普遍；菠菜、莴苣、芹菜、胡萝卜等佐餐的蔬菜在南北朝至唐代间从西路进入中国,盛行南方的饮茶习惯在南北朝时渐渐遍及南北；南北朝至唐代,胡服随着外族进入中国,中国人的衣服开始“窄袖贴身”,上身着衣,下身着裤。中国从中亚学到制造玻璃、熬制砂糖及酿造葡萄酒的技术,中亚及西亚也从中国学到了造纸、烧瓷与丝织的技术。正是这些文化交流、物产交换,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作为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许倬云不仅对于中国文化的起源发展娓娓道来,且将不同时期的中国放进当时的世界格局中,比较中国文化及其他文化在各自发展过程中的特定现象,如中国古代文化与两河流域古代文化之比较、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之比较、唐帝国与伊斯兰帝国之比较、明代中国与哈布斯堡王朝时期的西班牙之比较等,从而得出一个正确的定位,厘清历史变化的共相与殊相。“所谓知己知彼,没有可作为参考的比较,即不易有真正的自知之明。”即便是对“知识分子与故乡本土疏离”这一现象,许倬云也有东西方之比较研究。清朝的高中毕业生在中国内地农村已无用武之地,只能在沿海大城市生活,与故乡本土产生严重的疏离感。许倬云指出这并非中国独有之事,波兰与俄国在向西欧学习时也曾有过同样的现象,印度在“英国化”的过程中也有大批失落无根的知识分子。
《万古江河》重在讨论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的形成,许倬云在85岁高龄完成的另一本著作《说中国》则重在讨论历史与文化中“中国”之变动,探讨“中国究竟是什么,我们究竟是谁”,对中国这个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历史进行解读。许倬云尝试以历史学家的身份,对“中国”“华夏”“天下”等概念进行一番界定与梳理,寻求“说中国”的方法与途径。用葛兆光教授在为该书所作解说中的话来说,就是“并不从现存中国来逆向追溯‘中国’的合法性,而是从曲折变迁中回顾‘中国’的形成过程,来理解其历史合法性”。因此,在宏观的方法论上,许倬云依然延续“大历史”和“系统论”的叙述脉络,顺承朝代变迁,在“中国”这一变动不拘的复杂体系中,考察政权、经济、社会、文化观念在历史特定阶段的运作及影响。许倬云在书中一再地论述中国历史是一个复杂的动态共同体,对此有一个精妙而有趣的比喻:“整体言之,中国五六千年的内外变化,犹如各种不同的豆类被倒在一个锅内,不断地搅和成腊八粥；假如把它们磨成浆,则出现的将是混合的豆浆。”
“中国文化从源头的细流,长江大河一路收纳了支流河川的水量,也接受了这些河川带来的许多成分,终于汇聚为洪流,奔向大海——这一大海即世界各处人类共同缔造的世界文化。”在许倬云看来,当今所有的文化体系,都将融合于人类共同缔造的世界文化体系之中。在走向全球化的时代,思考“我们究竟是什么人”这个认同和归属的问题,也更有意义,“庶几我们不被狭窄而偏激的族群狂傲挟持,迷失了自己往前走的方向。中国人能如此自我审察,对世界是有益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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