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与他曾收藏的李白真迹《上阳台帖》
行楷隶草,山水人物,故宫武英殿里幽暗的灯光投射在33件国宝级书画作品上:素有“法帖之祖”美誉的《平复帖》朴质古雅,李太白真迹《上阳台帖》纵放自如,唐伯虎《王蜀宫妓图》则娟秀娇媚……仲春时节,“予所收蓄 永存吾土”——张伯驹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正在故宫举办。张伯驹,有人称他为“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也有人说他的捐赠占据了故宫顶级书画收藏的半壁江山。实际上,张伯驹的一生,要比所捐文物还要生动。
“民国四公子”中的名士
1898年,张伯驹出生在河南项城,后过继给其叔父张镇芳。张镇芳官至直隶总督及河南督军,还创办了北方第一家商业银行——盐业银行。正是这显赫的家庭背景,为张伯驹日后收藏书画文物,储备了眼光与实力。
张伯驹生来聪明伶俐,九岁即会作诗,三千多卷的《二十四史》,他20多岁时便读完了两遍,还曾在父亲的提携下在军队混了一段时间,后来因看不惯其中的黑暗丑恶,脱下军装换上布衣,挂名盐业银行,纵情于自己的兴趣。说张伯驹的名士风流无非三个方面——诗词书画、京剧和女人。
关于“民国四公子”这个说法,民间一直在流传,也有很多版本。张伯驹的外孙楼开肇回忆,张伯驹自己有诗记:“公子齐名海上闻,辽东红豆两将军；中州更有双词客,粉墨登场号二云。”“两将军”:一个“辽东”,指张学良,是东北军的少帅；一个“红豆”,即溥侗,乾隆十一子成亲王永理的曾孙。“双词客”:一是袁克文(袁世凯之子)；一是张伯驹,二人都喜好填词,又都是痴迷于戏曲的票友。
“民国四公子”中,袁克文42岁就忧郁而死,张学良因“西安事变”被蒋介石软禁,溥侗误入汪伪行列,做了汉奸遭世人唾骂,最终贫病而死,名士圈风流云散。只有张伯驹,始终保持名士风度、名士做派。
虽然拥有偌大一份家业,但张伯驹在生活上朴素得令人难以置信。张伯驹的老朋友孙曜东回忆,“他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穿丝绸,也从不穿得西装革履,长年一袭长衫,而且饮食非常随便,有个大葱炒鸡蛋就认为是上好的菜肴了。”
被绑架后宁要字画不要命
但买古字画,张伯驹却从不惜财。
张伯驹收藏始于1926年前后,他偶然到琉璃厂游玩,买到一块康熙早年题写的“丛碧山房”匾额,从此以“丛碧”为号,走上古字画收藏之路。
张伯驹是怎样养得他鉴定眼力的?这一方面来自他的文化修为,一方面也与他独特的鉴定方法有关。以唐寅的作品《行书诗》为例,有人曾以其中的“扬州”写为“杨州”而断为伪作。张伯驹却认为:“扬者为杨,抑者为柳,扬杨本系一字”,所以并非唐伯虎误写。
除了鉴藏的眼力,热情也是张伯驹成为大收藏家的必要条件。就拿收藏《平复帖》来说,张伯驹简直成了“要画不要命”的主儿。
《平复帖》是西晋陆机所写的信札,比书圣王羲之《兰亭序》的书写时间还早。虽不足一平尺,卷上钤的包括帝王在内的各朝代收藏鉴赏家的71方印记,犹如一部收藏简史。
大约1934年,在湖北一次赈灾书画展上,张伯驹第一次看到《平复帖》,当时此帖归道光皇帝曾孙溥儒所有。
1936年,身在上海的张伯驹得到消息,溥儒所藏唐代韩干的名画《照夜白图》被古董商转卖到了英国。张伯驹担心国宝《平复帖》重蹈覆辙,立刻托人和溥儒说,不要再使其流出国外,并请转让。但溥儒当时要价二十万,并未谈成。1937年,得知溥儒遭遇母丧正在筹款,张伯驹便抓住机会,以四万元购得此帖。
可是在战乱动荡年代,拥有这么一件稀世珍宝,不亚于在家里埋了一颗不定时炸弹。1941年,张伯驹出任盐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随后就爆出了“京城怪爷张伯驹在上海被人连车绑去”的新闻。这次绑架,有两个说法,一是前盐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勾结汪伪76号特工总部绑架了张伯驹,另一个说法是日本人勾结汪伪76号特工总部绑架了张伯驹,为了那些稀世国宝。
张伯驹悄悄对设法看望自己的妻子潘素说,家里那些字画千万不能动,尤其是那幅《平复帖》,“那是我的命。我死了不要紧,那字画要留下来。如果卖掉字画换钱来赎我,这样的话我不出去”。这场绑架持续了270多天,绑匪最后将勒索金额降价为20根金条,张伯驹才得以获释。
故宫顶级书画,一半是他所捐
有些人收购文物就是要把它变卖掉赚钱,但张伯驹却有他自己的原则:“只收不卖”。
张伯驹说:“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卖钱,是怕它们流落国外。”
1946年,为了展子虔的《游春图》,张伯驹变卖了自己位于弓弦胡同1号的豪宅。弓弦胡同1号占地15亩,原为晚清大太监李莲英的宅院。此后,张伯驹一家就搬到了旧宅承泽园。在动荡年代,为避免书画流失海外,张伯驹就这样耗尽了万贯家财。
据统计,他收藏保护的顶级书画有118件。而不惜倾家荡产收藏来的珍宝,最后的出路又在何方?
1956年初,北京市民政局召开各界知名人士座谈会,号召大家带动全市人民购买公债券支援国家建设。张伯驹夫妇有心参与,但由于收藏字画尚负债数万,于是毅然在其数十年收藏书画中选出八件精品捐献给国家,其中包括名家法帖陆机《平复帖》、最早的独立山水画展子虔《游春图》、李白唯一存世的真迹《上阳台帖》、杜牧《张好好诗》等赫赫有名的“巨迹”。每一件都堪称价值连城的国宝级文物。政府为此奖励张伯驹20万元,张伯驹分文不要。他在《春游琐谈》里记录了这种心情:“此则终了宿愿,亦吾生之一大事!”
1956年7月,文化部长沈雁冰颁发一纸褒奖状,说张伯驹、潘素先生捐献之举是“化私为公,足资楷式,特予褒扬”。一位友人曾回忆去张伯驹家拜潘素为师学画,“蓦地想起那些名贵得令人头晕目眩的收藏和崇高得叫人张口结舌的捐献”,于是环顾四壁,终发现“奖状”贴在靠近房梁的地方,“不甚考究,还蒙着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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