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弘
齐甘科夫的《俄罗斯与西方:从亚历山大一世到普京》一书考察俄罗斯两个世纪的外交政策,基于合作、防御和强硬三种行为模式,提供了独出机杼的分析框架。
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合作传统,源于弗拉基米尔大公接受基督教的决定。蒙古统治期间,俄罗斯保存了与西方的文化联系。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莫斯科公国多次试图获得神圣罗马帝国承认,这延续了与西方这一重要精神权威合作的传统,并在罗曼诺夫皇朝得以延续。基于这一传统,罗曼诺夫皇朝统治期间,俄罗斯作为西方联盟一员,参加了1655—1660年针对瑞典的第一次北方战争,并在1686年与主要敌国波兰—立陶宛联邦签订了《永久和平条约》后,决定加入奥地利、波兰、威尼斯组成的神圣联盟,对抗奥斯曼帝国。彼得一世在出访欧洲期间,召集了一个强大的反瑞典联盟,并向欧洲体系靠拢。随后,彼得一世打败瑞典,俄罗斯跻身大国,成为欧洲国家关系中的重要成员。
其后,彼得的继任者们继续与欧洲国家合作,1756—1763年,俄国加入反对普鲁士的七年战争,1766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宣布“俄国是一个欧洲强国”,一边把自己塑造为西方君主制中的忠实成员,一边不忘捞取自己的政治利益。18世纪末,俄罗斯与奥地利、普鲁士三次瓜分波兰,制衡奥斯曼帝国在欧洲大陆的影响。19世纪初,俄罗斯与普鲁士、奥地利组成“神圣同盟”,镇压欧洲大陆的革命活动。打败拿破仑后,亚历山大一世以捍卫专制的老欧洲人自居,反对法国平等主义思想传播。神圣同盟之后,俄罗斯1872年与普鲁士、奥匈帝国组成三皇同盟,维持俄国与巴尔干半岛东正教文化同盟的文化联系。20世纪初,俄国又加入英法联盟组织阻止德国称霸。
俄罗斯对西方国家采取防御和强硬的政策,通常是俄罗斯对斯拉夫民族与东正教同盟责任的产物。俄罗斯统治者采取的政策,总是尽力把对西方与对斯拉夫民族和东正教两种责任结合起来。然而,它不能每次都实现这种结合,西方也不可能每次都支持俄罗斯维护其历史同盟的愿望。尼古拉一世针对巴尔干与克里米亚的强硬政策,几乎没有得到任何西方大国的支持。
此外,二战中斯大林与希特勒的条约,勃列日涅夫的“力量对比”战略,苏联解体后普里马科夫反对北约扩张,也与过去的防御政策类似。
俄罗斯对西方国家采取强硬政策,一般发生在俄罗斯自认为很强大,对国际局势有不同估计的情况下采取行动时。例如,莫斯科公国采取“统一俄罗斯土地”的政策,力图从蒙古人、波兰人手里夺回对俄罗斯东正教臣民的控制权。1514年,莫斯科公国将斯摩棱斯克纳入自己的范围,并征服了喀山、阿斯特拉罕、西伯利亚。17世纪从混乱回复后,俄国与信仰天主教的波兰—立陶宛联邦作战,直到将乌克兰并入俄国。俄罗斯保护斯拉夫—东正教兄弟的政策,一直延续到19世纪。没有得到西方联盟的支持而采取强硬政策,让尼古拉一世发动的克里米亚战争遭遇失败。恢复实力后,俄国在巴尔干地区和亚洲重新采取强硬政策。
齐甘科夫分析的俄罗斯与西方的合作案例有四个:神圣同盟(1815—1853)、三国协约(1907—1917)、集体安全(1933—1939)、反恐战争(2001—2005)；防御的案例有三个:韬光养晦(1856—1871)、和平共处(1921—1939)、限制北约东扩(1995—2000)；强硬的案例有三个: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冷战初期(1946—1949)、俄格战争(2008年8月)。书中揭示,西方国家对于俄罗斯一直存在很深的戒备与怀疑,这些国家难以真正信任俄罗斯。在我看来,其中既有深刻的历史原因,更与俄罗斯的发展现状有关。
无论是合作、防御还是强硬,一切都取决于俄罗斯自己的意愿和自己的价值观。欧洲是现代化的发源地,并最早铲除了专制,提出了自由、平等等价值观,尊重公民个人权利,而俄罗斯更注重国家富强。制度不同导致了价值观的冲突,使得它与西方国家难以建立极高的信任度。因此,其合作都是基于利害关系的短期行为,而不是基础牢固的长期关系。
因此,西方国家不信任俄罗斯,确实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而邻国对俄罗斯保持戒备,更有着相当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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