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凯乐
人类文明前行发展的历程,就是一支海纳百川的协奏和鸣曲,经沧桑巨变一直传响到今天。不必说大禹众志成城治洪水,也不必说姜太公渭水垂钓待文王,单单读先秦列国纷争的故事,就让人觉得精彩迭起,令今人感喟。
从茹毛饮血的围猎时代开始,人类就从来不是单独的个体存在。因为先民们知道一个很朴素的道理:在生产力极端低下的条件下,面对来自大自然和社会的严酷挑战,聚木才能成林,并肩才能生存,合作才能双赢。
公元前630年,九月甲午,晋侯、秦伯围郑,国危旦夕,千钧一发。郑国大夫烛之武“夜缒而出”,成功说服秦伯放弃了对郑国的攻击,而郑国愿意作为秦国东方道路上接待来客的主人,“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两国共弃前嫌,结为盟约,联手对付共同的敌人——晋国。于是,郑国避开了亡国之险,国运得以延续；秦国呢,也得到了实惠,实现了最大的国家利益。这个“烛之武退秦师”的著名故事不仅仅是一次外交事件,更是一出千古不衰的双赢传奇。
三百多年后,北方的赵国,赵惠文王时期,完璧归赵、渑池相会,让一个舍人出身的底层之士——蔺相如一鸣惊人,脱颖而出,以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廉颇以为自己“有攻城野战之大功,而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贱人,吾羞,不忍为之下!”面对廉颇的挑衅,蔺相如深知“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以及“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的道理,最终感动了廉颇,演绎了“将相和”的双赢篇章。
可惜的是,赵国并没有延续这种双赢的治国方略,最终陷入了“赂秦而力亏”的灭亡之地,这一点在贾谊的《过秦论》、苏洵的《六国论》里有着精确的论述。本来,东方诸国“约从离衡”,联合九国之师,“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惜各怀心思,做不到同舟共济,始终“逡巡而不敢进”,最后“从散约败”,双赢之果毁于一旦。最为痛惜的是齐国,苏洵这样沉痛地写下:“齐人未尝赂秦,终继五国迁灭,何哉?与嬴而不助五国也。五国既丧,齐亦不免矣。”好一个“五国既丧,齐亦不免”!危巢之下,岂有安卵?
古今多少事,已随流水远去了,然而“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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