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晚报:看得出这本书和您写沈从文的书之间存着某种精神联系,为何会选取这九个人?
张新颖:20世纪的中国社会特别动荡,很多人经受了很多苦难。我不想重复苦难的故事,我想表达的是,有一些人经历了很多事情,但是他没有被摧毁,这九个人差不多都是这样的人,是我特别喜欢、特别敬佩的人。另外,除了沈从文,其他八个人不同于开创新文化的一代,不像鲁迅、胡适、陈独秀那么伟大、精神世界那么丰富,新文化运动完成后恰恰是他们的成长阶段,并受到了影响；同时他们还经历了20世纪的中国社会,尽管经历曲折,但他们还是有不变的、让人感动的精神存在。
齐鲁晚报:如同《沈从文的前半生》《沈从文的后半生》两本书,《九个人》也是让史料自我呈现,用精简语言勾连起大段引文,不做过度阐释。您认为这种传记写法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传主的精神世界?
张新颖:把材料用自己的方式来说,有可能把它变形了,扭曲了。我比较喜欢用材料或者用引文,这些东西非常直观,用不着我说很多话就能够体现出来了,有的比我自己说要好。如果那个东西本身就很好,那你直接把它端出来就可以了。这九个人是我特别珍爱的,所以要小心翼翼地去呵护,不要让我伤害到他们。
齐鲁晚报:您跟随贾植芳先生学习,从他身上感受到怎样的人格魅力?
张新颖:我觉得自己很幸运的是,学现代文学是跟贾先生学的。这和现在的学生不一样。他们是和研究现代文学的人学的,而贾先生讲的现代文学是活生生的,讲他经历的人和事情,就像讲故事一样。这完全不是我们从课本上、从概念上出发理解的现代文学。
其实写《九个人》这本书,在我心里是献给我的老师的,如果没有贾先生对我的影响,不会有这本书,我也不会对这样一代人特别有感情。贾先生是我在生活当中认识的、接触的人,所以感受特别丰富、真切,由此可以扩展到对他这样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的感情。
齐鲁晚报:阅读这九个人的人生,会对今天的知识分子有什么借鉴或启发?
张新颖:这些人早就存在了,如果有启发早就应该启发了,所以我也不抱这样一个目的。普通读者的关注更让我欣慰。我不拒绝一般的读者,不会摆出很专业化的那一面,当然我也不追求做畅销书。我只是希望这本书能影响一般的人,他们的感受会比专业读者更纯真、更朴素。所以写沈从文也好,写《九个人》也好,我更希望一般的读者读一读,让他们知道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事情、有这样的精神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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