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张北海著武侠小说《侠隐》改编的电影《邪不压正》热映,人们的目光再次聚焦在“武侠”上。从古代诗词到唐宋的“豪侠小说”、清代的“侠义小说”、20世纪的“武侠小说”,无一不寄托着中国文人的游侠梦想。陈平原的《千古文人侠客梦》作为一本引领中国武侠文学登堂入室之作,将武侠小说作为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一种特殊类型进行研究,这类小说除了体现流行的审美趣味外,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大众文化精神。
武侠小说不只是一种小说类型,而且是一种通俗类型──起码在二十世纪中国是如此。在唐代,豪侠小说纯为高雅的文人创作；在清代,侠义小说带有浓厚的民间文学色彩；只是从本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武侠小说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通俗小说。
像其他通俗文学形式一样,武侠小说除了体现流行的审美趣味外,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大众文化精神,故特别适合于从思想文化史角度进行透视。通俗文学中最有价值的并非作家已经说出来的政治见解或宗教观念,而是其中所表露的那些作家尚未意识到或已经朦胧意识到但无法准确表达的情绪、心理和感觉。这也是我在武侠小说研究中,对作家已经讲出来的佛道观念、孤独感、原始主义倾向等,远不如对作家没有讲出来或没能正确讲出来的“桃源情结”和“嗜血欲望”兴趣大的根本原因。
在我看来,武侠小说的根本观念在于“拯救”。“写梦”与“圆梦”只是武侠小说的表面形式,内在精神是祈求他们拯救以获得新生和在拯救他人中超越生命的有限性。从“英雄失落时代的英雄梦”角度,可以理解读者大众对武侠小说的欢迎,可很难将武侠小说作为以体现民族文化精神的文本来解读。武侠小说作为一种小说类型,不同于同是惩治邪恶的侦探小说和警匪片,就因为其可能“寄托遥深”。大侠之所以必须天马行空一无依傍,之所以日益名士风流狂荡不羁,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中国人看来,“侠”主要是一种浮游于天地间的特殊的精神气质,不应该把它局限为一种职业。“侠”作为一种文化精神,绝非仅体现在武侠小说中；只是“侠”确实借助于武侠小说这一媒介而广为传播。
游侠之所以令千古文人心驰神往,就在于其不但拯救他人,而且也拯救自我。中国文人理想的人生境界可以如下公式表示:少年游侠——中年游宦——老年游仙。最能代表这种人生境界的是汉留侯张良。据《史记·留侯世家》载,张良少时“为任侠”,刺秦王,救项伯；中年则“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封万户侯；老来“愿弃人间事”,于是“乃学辟谷,导引轻身”。中国历史上如张良般圆满实现这三部曲的或许不多,可这种人生理想,千百年来为中国文人所梦寐以求。其中三个阶段虽互有联系,但又各有其独立价值,前者绝非只是为后者铺路搭桥。
少年任侠使气,既为解救他人厄难,也是人生价值的一种自我实现。故侠客之行侠,为人也为己。贴近这种生命形态,才能理解何以诗人那么喜欢“侠骨香”这个意象:
生从命子游,死闻侠骨香。(张华《博陵王宫侠曲》)
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李白《侠客行》)
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王维《少年行》)
宝玦谁家子,长闻侠骨香。(李贺《马诗》)
“侠骨”之所以“香”,主要不在于建功立业,而在于其狂放不羁的意气,纵横六合的豪情,一洗循规蹈矩的“儒生酸”。这种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意气”和“豪情”,在人生某一阶段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缺了这一课,将是无法弥补的终生遗憾。对个人是这样,对整个社会也是如此──游侠精神可以说是亘古荒原上数朵惨淡而凄艳的小红花,它使得整个生活不至于太枯燥空寂。就改变历史进程而言,游侠即便有作用,也是微乎其微。游侠的价值在于精神的感召,它使得千百年来不少仁人志士向往并追求那种崇高但“不切实际”的人生境界。
林语堂叹惜中国人只会“鬼脉阴阴病质奄奄卧在床上读《水浒》,赞李逵”。这种游侠精神失落的另外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世人由“起而行侠”转为“坐而论侠”:人人在武侠小说中重求顺民社会中所不易见之仗义豪杰,于想像中觅现实生活所看不到之豪情慷慨(林语堂语)。
“坐而论侠”固然不能与“起而行侠”相比拟,但毕竟保留了“豪情慷慨”的“千古文人侠客梦”,令后人感慨叹惋,“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在现代社会中,游侠精神或许不可挽回地没落下去,而游侠文学则将时刻提醒人们先祖光荣的过去以及今人苦涩的幻梦。“黄昏风雨黑如磬,别我不知何处去”(贯休《侠客》)──侠客的身影早已消失在历史的深处；可是,后人将永远铭记那令人心醉的辉煌意象:长剑横九野,高冠拂玄穹。
(根据陈平原著《千古文人侠客梦》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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