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淼
我是典型的80后。听母亲说,我小时候,她买不起奶粉,就用糕干粉冲鸡蛋黄喂我。可能是营养不足,缺钙,幼时的我有个骇人的怪癖,喜欢啃食床边的石灰墙壁。可能我灵敏的嗅觉早早就识别出墙皮里的氧化钙,直觉地拿它来补补身子吧。想必就是这种不良饮食推迟了我开始有记忆的年龄。我真正有印象的上世纪80年代,也是1987年以后的事了。
父母当时都是大学教师。上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的日子很清苦。“文革”结束之后,父亲仿佛憋了一口读书的劲儿,一直用不完,一定要攻到博士,便一个人在外地啃书本。母亲则到处讲课,独自挣钱养我。日积月累,她养成了精打细算的习惯。即使现在日子好了,她还清楚地记得当年水果蔬菜的价钱。小时候,我常跟在母亲后面逛菜市场。有一次印象很深,傍晚了,一位老奶奶还有一把小白菜没卖出去,三毛钱收工价。母亲硬是和她讲到一毛钱。然后很开心地带我回家,做了一大碗小白菜丸子汤给我吃。我头一次知道三毛钱和一毛钱的差别那么大,于是也觉得赚了大便宜,原本简单的菜叶,也变得格外可口。
不过,不管家里多苦,母亲一定要给我进行早教。她说她当时每天教我识字背诗,我现在都不记得了。也许是她太心急,早教开始得太早了。有印象的,是我四岁开始弹古筝。当时的琴,我记得很清楚,四百块,是家里的大件。但交了学费却买不起琴谱。那个年代复印机又不是很普及,母亲就用手抄,每一页都抄得极其细致,生怕错过了哪一个重要的指法和表情术语。这些琴谱估计现在可以进音乐教育博物馆了。那时,我虽然不知道什么是教育投资,但隐约感觉到,如果不好好弹,母亲就会很伤心。
母亲白天在外边讲课,就让姥姥陪我。中国式父母在外边闯荡,祖父母就都成了保姆。在我幼时的记忆中,姥姥出现得最多。这位精神矍铄的老人成了我儿时的主要玩伴。和姥姥去公园荡秋千,买一瓶当时还少见的雪碧尝尝洋味。和姥姥一起蒸豆沙包,偷塞一口甜甜的馅儿在嘴里。看姥姥用彩色的绣线勾勒出美丽的图画,我便乐此不疲地给这些针线活儿起名字。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姥姥如今已卧床不起。可我始终觉得,她还是上世纪80年代那个坚强的、有活力的、热爱生活的老人,随时都会系上她那洗得很旧的蓝围裙,笑着对我说:“一会儿你妈回来,咱们就包饺子。”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很少回家,一回来就钻进他的书房里不出来。我有时爬上他的书桌,看他写的文章。那是很整齐的蓝色钢笔字,方方正正地填在绿色的格子纸里。那时没有电脑,父亲就像古代秀才一样,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上去。写错了也不像现在有涂改液,父亲就用剪刀将同样稿纸的绿格子剪下来,用胶水小心翼翼地贴上去,等干了,再把新的字写上去。母亲就在旁边教导我:“你看你爸爸办事多认真。这叫一丝不苟。”我当时很纳闷写字和“狗”有什么关系,但还是眨眨眼,做出很受教育的样子。
有一天,父亲回到家,从包里掏出很多纸币,说是他被聘用到一所大学工作的几千块安家费。我当时对钱没什么概念,但是看到父母都在微笑,也就知道是好事,该高兴的!我把花花绿绿的钱当成扑克牌,摆了一床,数了几遍也没数清,真是天文数字啊。之后,没多久我们就搬家了。说是要去一个很美的海滨城市。
6岁的我坐上火车,看着窗外的树影一棵棵飞过,隐约感觉到,一个时代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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