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
阅读的目的往往与阅读的问题意识是一致的,问题意识并不只是在阅读时才出现在我们的脑海里,而是持续地影响着我们关注和思考事物的方式和认知倾向,变成我们人生经历和生活的一部分。我是在“文革”中懂事成人的,这是我最重要的人生经历,一直对我的阅读和写作有影响。多年前,我就写过《抗恶的防线:阿伦特论“思想”和“判断”》,恶和抗恶是我关注的一个问题,并非从现在《经典之外的阅读》这本书开始。这个问题现在成为我阅读本书所论书籍的聚焦目标,是我个人的阅读,不代表这些书籍只能这样阅读。然而,这种个人阅读也可以有集体意义,因为这些书的其他读者也许会像我一样惊奇地发现,不只是我们在读这些书,这些书也在读我们,读出我们的现状和秘密——欲望、软弱、妥协、愚蠢、健忘、自欺、恐惧。我们透过这些书读懂自己,这些书也就成为我们的镜鉴之书。
在我阅读的许多作者中,阿伦特对恶的思考最令我受益匪浅。但是,我接触、感知和认识恶,却并不是从阅读阿伦特才开始的。《中午的黑暗》一书的作者库斯勒说,一种观念意识(他称之为“信仰”),不是由理论得来的,一个人不会只是由于他人的论述,在自己缺乏经验感受的情况下形成观念。观念形成时,阅读别人的理论可以有水到渠成的作用,让你觉得醍醐灌顶、豁然开朗。但是,这种作用只是发生在观念已经在你头脑里扎下了根苗的时候,然后,“它像树木一般地生长起来,它的枝叶花蕊向天空生长；它的根须扎向地下,伸入旧土壤,接受它的肥沃滋养”。“文革”中的经历就是我先感知恶,后认识恶的“旧土壤”。
在人的直觉感受中,恶是超越道德极限的“不善”和“邪乎”,人对恶的本能情绪反应是厌恶和恐惧。恶也是一个关于“人”的本质的问题:“人怎么可以这样?”因此,人们经常把恶与非自然界的“魔”“鬼”或“妖”,而不是自然界的普通动物联系在一起。然而,正如萨弗朗斯基所说,“为了理解恶,人们无须烦劳魔鬼。恶属于人类自由的戏剧。它是自由的代价”。恶是自然人性的一部分。
只是当我们目睹的“不善”和“邪乎”超过了我们心目中的极限时,我们才会感觉到“恶”的威胁。20世纪的种种空前人间灾难一次又一次成为蹂躏人类的恶。
人为什么要阅读?只是为了增进专门知识、提升个人修养呢,还是要锻炼公共生活必不可少的独立思想和判断能力?怎样的阅读可以算是有益和有效的呢?孤独的阅读是阅读者个人的事,独自阅读的人也许不必理会这样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是与他人一起阅读,或者把阅读当作一件有公共意义的事情,值得通过写作,与他人交流,那么,就不能不思考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也还包含着阅读方法的考量——阅读是从文本到文本吗?还是有待联系当下的问题?单单前者,便会食而不化；单单后者,则又可能天马行空,自说自话。
美国文学理论家赫施在《释义学的三个维度》中提出了一种可以避免这两种偏颇阅读方式的释义观,特别适用作为公共行为的阅读交流。他区分了阅读中的“意义”和“重要性”。文本的意义是稳定的,但它的重要性却会随着读者的不同兴趣和关心的问题而变化。重要性与意义不同,是因为重要性特别与思考、判断和致用有关。释义不能脱离文本,但不是不能超越文本原来的意义。事实上,不同时代的读者一直都在作某种超越文本原初意义的阅读。中世纪读者阅读荷马或维吉尔,很清楚这两位是异教徒,不是基督教徒,不可能是在表述与基督教有关的意义。但是,中世纪读者仍然可以从自己的基督教立场来阅读荷马和维吉尔,作出适合于基督教义的释义。即便同一时代的不同读者,也会对同一文本有不同的释义。这经常不是因为对文本的意义有所分歧,而是因为对文本的重要性有不同的看法。用赫施的话来说就是,不同的读者在同一文本中发现了不同的“重要东西”,在我这本书里,恶就是我在阅读中发现的重要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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