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栾丰实,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采访人:本报记者 范佳
考古发现档案:
山东邹平丁公龙山文化城址,入围199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丁公遗址位于山东省邹平县苑城镇丁公村和石羊村之间。自1985年以来,山东大学在丁公遗址先后做过七次发掘,揭露面积达2300多平方米,发现了大量各类遗迹,出土各种质料的文化遗物近六千件,多项发现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其中龙山文化城址的发现,使学术界对城址在龙山时代普遍出现的认识产生了质的飞跃。龙山陶文的发现,说明龙山文化时期已进入有文字记载历史阶段的早期。
城址三里外建起考古楼
我1978年进考古的门,今年刚好40年。
考古的魅力,在于那份探索未知的冲动。虽说我后来重要的发现也有,但上世纪90年代初对邹平丁公龙山城址的发掘,却是给我带来最多惊喜的。
说起丁公遗址,要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初,它是在第二次文物普查补查时被发现的。小规模试掘后,发现这个遗址范围很大,将近20万平方米。文化堆积的厚度有两米多,年代跨越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商代、汉代,后来发现还有大汶口时期遗存。
1987年,我36岁,带队进行考古专业的学生实习,就是在丁公遗址。那年8月一开学,我们就下工地了,要在那里呆一个学期。三个老师、两个研究生、十几个本科生就住在丁公村里的一个废弃的旧学校里,条件很差,冬天连蜂窝炉也没有。当时学校的资金有限,我们半年下来的实习费只有一万五。
那一年田野工程快结束时,按照山大的传统,当地领导、学校领导、考古专业的老师要去工地上看望和慰问学生。当时来的不仅有邹平文化局局长、县长,还有滨州地区的专员。专员曾是山大历史系上世纪60年代的老毕业生。他看到村里面住宿条件太差,天也冷,心里很不是滋味,便对当时山大副校长马长义说:“老马,我有个建议。滨州、邹平、山大三家一块出点钱,在这里盖个房子,建个考古基地。我们回去就马上办这个事。”
这个事真办成了。1988年,滨州、邹平、山大三家各出五万块钱,在距丁公城址三里地外的苑城镇,建起了一座占地数亩的三层考古楼,作为“山东大学邹平考古工作站”。除了供考古实习的师生住宿,出土的文物也存放在那里。1989年,我带队在丁公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时,就住在了那里。为上下工方便,那年我们买了一批自行车,供全体师生往返于工地和工作站。
探“淤土沟”挖出龙山城墙
山东大学考古队在丁公遗址前后发掘了七次,发掘面积两千多平方米。相对于整个城址,我们发掘的面积是极其有限的。每次大约20名学生,一个学生在一个5×5米的探方中工作,带一两个帮忙的农民,那么每次也只发掘500平方米左右。整个遗址如果是一张纸,我们每次的发掘就像拿一根针在纸上扎了个孔。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很大的收获,其中最令人兴奋的要数1991年的发掘。
一般来说,一个遗址如果有大的防御设施,一般会在外围和中心。前两次发掘之后,我们受城子崖遗址的启发,考虑对丁公遗址的外围进行勘探,确定是否存在大型工程设施。经协商,从省考古所借来十余名有经验的考古技工协助勘探。当时只是想,城子崖里有城,我们如果能找出一个环壕也不错啊。
1991年勘探到6月,果然发现在遗址的外围有一圈圆角方形的“淤土沟”,宽十几米。当时我的第一想法是这里可能有环壕,只有环壕里才会有大量淤土。这一发现,让我们很振奋,并且期待着秋天的发掘工作来揭开这一谜底。如果能够证实丁公遗址存在龙山文化时期的环壕,或许表明它和城子崖的城墙代表了龙山文化时期两个不同的等级。到底是不是,要等挖开以后才知道。
这种解剖性质的探沟,还是需要省考古所的熟练技工来操作。丁公遗址的范围涉及两个村子,除了丁公村,还有石羊村。两村交界处地是斜的,种了一排树,树下的庄稼长得特别不好,东侧淤土带就是穿过两村交界处向石羊村延伸。
最初探沟的情况并不明朗,10月下旬我们换了一个宽敞的地方,在遗址的北边另布设了一条三十米长、两米宽的南北向探沟。我很清楚地记得,那是11月初,我一早到工地,下过雨的探沟,土层湿乎乎的,我让技工用手铲刮出一个新的平面,从探沟的一端望去,只见南边一端五米的土层黑乎乎的,是龙山时期的灰坑等遗迹。北边一端五米,堆积的土偏褐色,类似于耕土的颜色。中间的二十米,黄土夹杂着淤土块,一看就是黄土加其他土混合起来的。这时候我脑子里一下子闪出:“这不就是城墙的夯土吗!”反复察看几遍,确定无疑。我又立即跑到两百米外南边那条十米探沟,观察探沟的剖面,没有错,就是夯土做的墙。
当时我真的是极度兴奋,龙山文化城墙就出现在我们的脚下!后来逐渐搞清楚,这个城墙原本宽度为10-12米,后来在不断向外加宽、加高的过程中,把壕沟里清理出来的淤土也利用起来,于是城墙夯土中也有淤土存在。城墙外面紧接着一圈环绕的壕沟,宽30-50米,最深处距离地表达6米。后来很多业内专家到现场实地考察,一致肯定了这一重要发现。
按过去的说法,龙山文化是原始社会,原始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一个平等社会,而平等社会怎么会有城呢?能在丁公遗址发现龙山文化的城墙,这是我之前没敢想的事。
随着城址的发掘工作一步步开展,最终我们认识到,丁公城址的发现,意义不仅在于又多了一座城,更在于我们对龙山文化时期城址已普遍出现的认识产生了质的飞跃。以往尽管在黄河流域也发现了王城岗、平粮台、郝家台和边线王等龙山文化小城址,因种种原因,人们并没有认识到龙山文化时期城址的规律。而丁公城址的发现表明,这一时期已经发展到了社会分化比较严重、社会分层十分明显、社会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化的阶段。我们认为,在中国主要地区的龙山文化时期,城址已经较为普遍地出现。凡是那些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发达、遗址面积比较大、文化堆积丰富的遗址,都有可能是一座城址,这一认识在考古学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
陶片上发现4000多年前文字
没有想到,不久又来了一个大的惊喜。
我们都知道,龙山文化制陶发达,陶器的基本特征为“黑、光、亮、薄、轻”,因为薄而易损,一个龙山文化灰坑,都会发现很多陶片。所以,我们在考古发掘现场没法把每一片陶片都擦干净看看。对于完整的器物,我们会现场编号,用一个袋子单独装起来,特别重要的也会拍照加以记录。而一般的陶片,就统一装到一个袋子里,写好记录层位和单位的标签。
我清晰地记得,那是1992年1月2日,一个在工地协助工作的董姓姑娘,她在给陶片写字时,发现一片陶片上刻着一些不认识的道道,谁能想到这就是著名的丁公龙山文化陶文。
这是一块上大下小的四边形陶片,在磨光的一面上刻有5行11个互不相连的文字,排列得比较规整,左数第二行的第一字是一个带尾巴的人形,在甲骨文中有相似的文字。每个文字的笔画刻写得都较细,但清晰可见,在放大镜下细看,横画略宽,有小的崩碴,像是陶器烧成以后刻上去的。
在过去的发掘中,我们会设想出土一件青铜器,但从没想过会发现成排文字。当时我都来不及兴奋,就觉得心里头沉甸甸的。因为这个发现太重要,并且文字陶片不是在发掘现场发现的,所以有些问题必须赶快检查和确认。
我和一起带队发掘的方辉、许宏两位老师,调看出土文字陶片灰坑的记录和全部出土遗物,核对出土遗物的运输、存放、洗刷、整理等过程,都没有问题。出土这枚陶片的灰坑很大,是标准的圆形袋状坑,发现时还保存着大概三十厘米厚的文化堆积。由于探沟较窄只做了灰坑的北半部。我们把这个灰坑出土的一千多片陶片,进行了仔细的反复检查,确认没有一件晚于龙山时期。陶片显示的器型也很明确,是一件大平底盆的底部残片,从田野发掘角度看完全没有问题。
从丁公发掘工地回到学校之后,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们为这片刻字陶片花费了相当多的精力。从学校到省里,先后聘请二十余位考古和古文字专家,召开过三次鉴定会,得到与会专家的一致肯定。随后,省文物局还派专人和我们一起去北京,请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进行鉴定,再次得到肯定。会后,我们还持刻字陶片登门拜访了胡厚宣、张政烺、陈公柔、李学勤、高明、裘锡圭等古文字学家,专家们一致认为这一发现极为重要。在这一系列鉴定工作之后,1992年12月,山东大学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了这一重要发现。
文字的出现是文明产生的基本条件,是记录和传播信息的载体。在丁公文字之前,大汶口文化晚期就出现了单个的文字,大约距今四千六七百年,而商代的成熟文字甲骨文距今三千多年,丁公文字的时代在两者之间,大约距今4100年。丁公陶文的发现,把成句的辞章式文字向前推进了约800年。
通过对丁公遗址前后多次的发掘,丁公城址的大体风貌呈现我们眼前。
我们发现了上百座房址、墓葬,二千余座灰坑和窖穴。在解剖城墙的过程中,在北城墙中部偏西位置发现一座木结构排水设施,是供城内向城外排水的排水道,位于城墙下面,宽约一米。两边是木头的柱子,一根挨一根立起来,上面盖上木头,形成一个封闭的空间。底部用土加碎陶片夯打结实,厚度约二十厘米,水从中间流出。由此可见城市规划设计得十分科学。
一般居民居住的房子是半地穴式的,有进出的门道、活动的地面、立柱形成的柱洞、做饭的灶等房屋要素。也有地面式的,形状以方形和长方形居多,多数在房屋周围挖一圈基槽,基槽里面埋设柱子,架设屋顶。丁公遗址的普通房子的面积比较小,一般在十平方米左右,都是单间。规模比较大的较少,有的可以达到五十平方米。此外,大量的灰坑中,比较规则的一般是用来储存东西的窖穴,多数不规整的为取土坑和垃圾坑等。
丁公遗址发现了三座陶窑,时代相近,证明丁公的龙山文化陶器是本地制作和烧成的,很可能又作为商品流通和交换到不同地方,其中一些精品陶器甚至有可能进行远距离的交流和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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