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傅雷家书》还是傅雷的文集,都是出版家范用先生策划出版的。不管遭遇何种阻力与困难,范用认准的是傅雷作品中的精神和文化的价值。
大概1981年前后,我与楼适夷先生同去上海。旅途中闲谈,他告诉我傅雷先生情况,包括对傅聪、傅敏兄弟俩的教育培养,我很感动。
我知道傅雷是著名的翻译家,读他翻译的书,还是在抗战时期。那是在桂林,洪遒兄送我一本傅译罗曼·罗兰的《米开朗琪罗传》。接着我又读了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也是罗曼·罗兰的名著。这部四卷本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从桂林、衡阳、吉安、曲江四个地方的商务印书馆买齐全的,很不容易。读这部小说,不仅是文学上极大的享受,更重要的是,我深深受到人道主义思想的感染,也使我产生对译者傅雷先生敬仰之心。
听了适夷先生的介绍,我对傅雷与傅聪的通信产生极大的兴趣。正如适夷先生后来所写的:“应该感谢当时的某位领导同志(石西民),在傅雷被划成‘右派’之后,仍能得到一些关照,允许他和身在海外并同样蒙受恶名的儿子保持经常通信关系。”这才有这部可贵的家书。不久,我从傅敏那里取得家书原件。阅读之后,一种强烈的愿望,驱使我一定要把它出版介绍给广大读者,让天下做父母的做儿女的都能一读。
然而,出版傅雷家书却遇到阻力。说受书者傅聪是“叛国”,说出版这部书是提倡走白专道路。傅聪本来就是在国外学习,何来叛国?他不过是对父母在“文革”惨遭迫害致死,心存悲愤有所表示,事出有因。至于提倡走白专道路,何谓白何谓红,谁也说不清。提倡专,有何不好?不仅现在,将来我们也还是要提倡专。专除了要具备天资,更多的是靠勤奋与毅力。傅雷的教导,与傅聪的苦学苦练,在这方面作出了榜样,值得向世人介绍。
幸好,当时我得到一份胡耀邦同志关于邀请傅聪回国讲学问题的批示。1980年傅聪回到国内,在接受记者访问时,对自己过去的出走表示内疚。这可以看作是公开场合的表态。后来种种事实表明傅聪是一个爱国者。
这样,排除了阻力,《傅雷家书》终于在1983年出版。三联书店还在北京、上海、香港举办傅雷家书手迹展,观众甚为踊跃。
除了《傅雷家书》一再重印,三联书店还出版了傅雷的《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傅译传记五种》《与傅聪谈音乐》《米开朗琪罗传》。其他出版社相继出版《傅雷书信集》和傅译《罗丹艺术论》《艺术哲学》《贝多芬传》等书。
1981年,我用自己的藏书编了一部十五卷本的《傅雷译文集》,由江奇涌同志拿到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最近,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二十卷本的《傅雷全集》。当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译文集亏损五万元(当时币值),现今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全集,也是亏本。对于安徽、辽宁这样有眼光有魄力的出版社,作为出版工作者,我深为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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