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晚报:在您的《大国大城》书封上有句话是“去往城市,来谈乡愁”,从一位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你认为乡愁更多的是私人品而不是公共品。怎么解释这一观点?
陆铭: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非常快,很多人从农村搬到城市里来居住、工作,这时带有乡愁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自己选择了城市生活,离开了农村,却希望政府通过政策干预来保留更多的农村、满足自己的乡愁,就有问题了。中国古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现在很多反对城市化的声音,恰恰来自于城市居民,包括一些居住在城市的学者。这就违反了公共政策的基本公正原则。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村居民逐渐减少,农村逐渐消失,这是正常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现象。但也要具体区分,如果在农村有某种具有公共品性质的文化,比如说传统的文化遗产或旅游资源,这些村落既有保持乡愁的意义,也有进一步开发、产生经济资源的作用,那么市场机制和政府的保护可以相结合来保护开发。
但除此之外,对于乡村的怀念都不是公共政策需要去考虑的问题。对于乡村生活的怀念,在这个意义上是个人的私人品,而不是公共品。
对于没有公共品性质的乡愁,希望通过公共政策来保护,这在本质上相当于要求政府动用公共资源来为自己造房子。这显然已经超过了公共政策应该做的事情。
齐鲁晚报:提到乡愁,老龄化与留守儿童是两个绕不开的话题,如果老龄化可以通过城市化来解决,那留守儿童这样的社会化问题要如何解决?
陆铭:老龄化可以通过城市化来解决,既然城市人口的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那么农村居民进城居住既可以提高收入,也可以为城市提供更多的青年劳动力。
留守儿童就更需要通过城市化来解决。短期里,由于城市需要大量的外来劳动力,劳动力从农村进入大城市是一个必然的过程,那么他们的孩子如果能够跟父母一起进城的话就可以更好地实现家庭团聚,同时,也可以在城市里接受更好的教育。
我们必须看到,今天的留守儿童就是未来城市的劳动力供给。今天让他们在城市里接受教育,既可以使得他们在父母身边,改善生活状态,又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有利于未来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相反,如果我们把留守儿童留在农村跟父母相分离,接受的教育质量更差,那么他们的质量可能就跟不上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甚至有可能因为长期和父母分开生活导致在心理等方面出现一些负面影响。
对于农民工进城带来的教育需求,只有通过增加教育资源供给的总量,建更多的学校来满足他们的需求,这里必须要注意到教育发展本身是一件有非常强的规模经济的事业。在农村地区,眼下已经造了大量的学校,但是学生少,师资也不足。如果在农村投资的闲置的学校可以在城市建造,那么效率会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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