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辉
当下的汉语里,不拘书面和口头,“读书”与“看书”已然是不加区分,可以替换使用。但是在早先,“读书”与“看书”是不一样的。有的书宜“读”,有的书则宜“看”。
所谓“读”书,出声诵读之谓也,文言一点的说法叫“吟哦”。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写寿镜吾老先生的吟哦很传神,读到妙处,老先生“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这段描写曾被有的教参解为“迂腐和冬烘”,我觉得这有点过度阐释了。鲁迅对自己的这位启蒙师一直是非常尊敬与怀念的,且鲁迅本人年轻时也未尝不爱吟哦。据《集外集·序》,青年鲁迅独喜吟诵慷慨激昂、抑扬顿挫的文章,“被发大叫,抱书独行,无泪可挥,大风灭烛”这样的警句是鲁迅青春记忆的一部分。
所谓“看书”,即不出声地默读、浏览,甚至一目十行、不求甚解地随便翻翻。不妨还以鲁迅来说事。鲁迅藏书超过14000册。这些书中的多数,只能说鲁迅“看”过。鲁迅正经介绍过的读书经验恰是“随便翻翻”。若非终身保持随便翻翻的习惯,鲁迅未必会那么博洽多闻、淹贯古今。
曾国藩在给其长子曾纪泽的一封家书中曾明确区分“读书”和“看书”。曾氏举《四书》《诗》《书》《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为宜“读”之书,“非高声诵读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不能探其深远之韵”；另举《史记》《汉书》《近思录》之类为宜“看”之书。曾氏连用两组譬喻,以明“看书”与“读书”之别。先喻之以“富家居积”:“看书则在外贸易,获利三倍者也；读书则在家慎守,不轻花费者也”；又喻之以“兵家战争”:“看书则攻城略地,开拓土宇者也；读书则深沟高垒,得地能守者也”。曾文正于“读书”连用两个“守”字,一则曰“在家慎守”,再则曰“得地能守”,意思显然是,对于汉文化、文学经典中的经典,非心摹口追、吟而成诵则无以习得一生立身、处世、为文、向学的基本功夫,或谓“看家”本领。但人的精力毕竟有限,而书籍则浩若烟海,本本皆“读”,人会活活累死。宜“读”之书可谓百里挑一甚至千里挑一,大多数的书皆属可“看”之书。除《汉书》《近思录》外,像曾氏经常对子弟提起的王夫之《读通鉴论》、顾炎武《日知录》等无疑皆是曾氏意中宜“看”之书。对于这些书,非旁搜博览地“看”则无以广见闻而增识力,曾氏所言“获利三倍”“攻城略地”也就是这个意思。
曾国藩于弋阳军中给曾纪泽的又一封家书中,言及作诗、作文之法,再次强调了“诵读”的重要:“须熟读古人佳篇,先之以高声朗诵,以昌其气,继之以密咏恬吟,以玩其味。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喉舌相习,则下笔时必有句调奔赴腕下。”这番话或可解释一个现象,即使写作水平再次之人,亦有过写作进步飞快的时候。比如从小学二年级升入三年级的时候。通常,二年级还不会作文,到了三年级,开始写作文,写得怎么样是另外一回事,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何以如此?无非是因为小学一二年级的每一篇课文,你皆能吟而成诵,“必有句调奔赴腕下”而已。
以年龄阶段论,童年、少年时代,要为一辈子练就“童子功”,于书当然是以“读”为主；年龄渐长,逐步过渡到以“看”为主,甚至只“看”不“读”。而我年近五十,犹有吟诵之好。这当然只是我个人积习,不足为训。唐诗宋词,这些宜“读”之书不必说了,小说总该属可“看”之书吧?然而我每遇到好的小说语言就有把它背下来的冲动。王小波曾言“好的小说不仅可以用来看,而且可以用来听”,看来小波或与我有同好也说不定。王小波经常举的例子是王道乾译杜拉斯《情人》的开篇；我常举的例子则是何士光的《日子》的开头,“祖母老了,夜半我醒过来,透过屋里浊重的夜色,就看见她衰老的面影。小巷和院落已经说不出的嘈杂,但窗棂上还是映着细碎的星光。城市的夜声传过来,也玄秘到令人莫测……但星光还是闪烁,夜色也消消停,渐渐地就有鸡声叫起来了,在这稠繁的街巷里,啼叫得也殷勤……”上世纪80年代的小说语言真是好啊,何士光只是其中之一而已。当然,上世纪80年代值得怀念的东西很多,小说语言也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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