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丹
印象中,自记事到成年,我们家从大人到小孩,都是不兴祝寿、过生日的。就算逢年过节,祖父母图吉利、讨彩头,给我们封个两角、五角的红包,父母也总免不了要数落老人几句:“都啥时候了,还迷信这个!”气得祖父扭过头去,吧嗒嘴里的“喇叭筒”,祖母则一脸尴尬,忙打圆场:“又不是给你们的!给孩子沾点喜气……”
当我们一个个各自成家,有了自己的小孩,逢年过节,依照习俗,将红包从我兜里塞到你兜里,又从你兜里塞到我兜里,兜兜转转一大圈,红包重新回到了起点。父母看着紧蹙眉头,指责我们搞形式主义、走过场,将纯真的亲情关系庸俗化。在父母的心中,家就是一个坚强有力的后盾,你在外面披荆斩棘,碰得伤痕累累、欲哭无泪时,大家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不打折扣地予以帮助与支撑,这才是最重要的。
上世纪90年代末,我不知天高地厚地停职下海经商,与两个同事合伙在郑州开设办事处,厂里采取大承包经营模式。因我们缺乏经验,管理不善,在不到一年时间里,稀里糊涂地亏损了一百多万。我背着近30万的债务,身上像压着一座大山,强打起精神,跌跌撞撞地来到了济南。
靠着厂子在业内的品牌效应与自己在圈里的人脉关系,我终于揽下了一个大客户的百万订单,却被要求一个月货到现场。除去客户前期打来的预付款,自己还得筹措近50万的提货款,缺口之大,时间之急,让我寝食难安。万般无奈之下,我试着向一个我认为关系还不错、混得风生水起的大学同学张了嘴。可对方支支吾吾,今天说要与老公商量一下,明天说再考虑考虑,后天就干脆不回电话了,让我自讨没趣地碰了一鼻子灰。
就在我一筹莫展之际,闻知消息的父母拿出了自己的毕生积蓄,又让大哥、弟弟各自凑了10万,悄悄办理了一张银行卡,封到一个红包里,当天快递到了我公司。父亲托母亲在电话里捎给我一句话:“孩子,千万莫心急,实在不行了就回家吧……”我右手捏着话筒,左手攥着红包,鼻子一阵阵发酸……
公司资金回笼后,我将大哥、弟弟借的20万按年息10%返还给了他们。父母知道了这事,父亲急匆匆地打来电话,对我大发雷霆:“你们兄弟的感情就值这个数吗?兄弟帮兄弟,是天经地义的事!你莫带坏我家的样!”说得我在电话这头竟然无言以对,默默地吞咽着脸上不知何时滑下的泪水。
随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父母也一年年地衰老。早已成了祖父母的父母,看孙子孙女的目光渐渐变得柔和。今天谁过生日啊,明天谁升学啊,父母总是记得清清楚楚。每次,父亲总要撺掇着母亲,窸窸窣窣地在卧室里好一阵忙活。当母亲羞赧地手揣着一个红包,故作平常地塞到孩子的手里,嘴里说着一些老套的祝福、勉励的话,我们一个个像看西洋景似的诧异地望着父母,心照不宣地垂下了脑袋。
后来,赶上我们过生日,或是逢年过节,母亲竟然给我们也封起了红包。想到父母平时省吃俭用的不容易,每次临走时,我总是悄悄将红包连同我的一点孝心放到父母卧室的枕头上,而每次人还没回到济南,就惹来父母在电话里的一顿数落。
这几年,生意不好做,外面的货款收不回来。瞅着我日渐灰白稀疏的头发,父母心疼地极力避免在我面前问起这个话题,怕我着急上火而自己又爱莫能助。私下里,父母经常跟大哥、弟弟讲:“老二两口子没有工作,做着这点生意养活一大家子人,不容易!你们兄弟俩要多多体谅他。”
今年暑假,孩子们回了老家,我独自一人出差去成都要债,最终两手空空、垂头丧气地折路回了故乡。孩子们要开学了,母亲颤巍巍地从卧室里拿出一个个早已封好的红包,编着各种各样的理由给孙子、孙女分发,这是奖励女儿年级考了第二、北京作文决赛获了特等奖的,那是鼓励儿子好好画画、努力学习的……父亲笑盈盈地坐在沙发上,一脸的满足。我站在一边,却看得泪眼婆娑。
送走了孩子,我还要赶去长沙办事。母亲拖着十年前伤残的病腿,挪到正在收拾行李的我跟前,欲说还休地递给我一个鼓鼓囊囊的红包。我笑着打趣说:“妈,我今年都上五十了,什么事都没有,您就放宽心吧!老儿子就不用红包了,您与父亲留着养老吧,该吃的吃,该穿的穿……”母亲急了,将红包一下丢到我的行李箱里,佯装生气地说:“再过几年,我不晓得还在这个世上吗,那时也没有人再给你发红包了……”我眼圈一红,赶紧俯下身去,不让母亲看见我的泪水早已夺眶而出,吧嗒吧嗒地落在我的行囊、父母的红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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