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晚报:“大众文化跟大众的识字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脱节,人们都普遍识字,但有思想的听众数量实际上却在萎缩”。如今已经很难有哪个知识分子还能对社会产生一致性的影响,面对这种境遇,知识分子应该具备哪些操守?
徐贲:大众文化的兴起与知识分子的社会影响衰落当然是有关的,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有了读写和理性思考的能力,能够获得他们需要的知识信息,当然就不再需要依赖知识人士来当他们的思想引导。这本来不是什么坏事。这是民众自我启蒙能力的提升。康德说,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这种不成熟,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这种不成熟状态是自己加之于自己的。如今,许多民众有辨别是非和区分善恶的能力,他们有基本的公民权利和维权意识,知道自己的正当权益何在,不是那么容易被忽悠的。
已故北大教授季羡林就很赞许普通人的自我启蒙能力,但他也看到,并非所有普通人都有此能力。他说,如果你是一个有头脑的人,一个正经的善良人,读几篇揭露真相的启蒙文章,你就会自己思考,你就会自我醒悟。如果你是一个糊涂的、内心深处不善良的人,你就根本读不懂启蒙真相的文章,你会认为写文章的人是在造谣,因为你缺乏知识又缺乏常识,你不懂历史又从不读书,你没有逻辑思维。后面这种人自己不思考,而且还讨厌和憎恨那些爱思考的他人。他们以高亢的激情代替冷静的思考,以选边站队来代替独立判断。
面对这样的状况,知识分子能有的操守无非也就是说真话而已,他们会指出和批评反智的现象,但不会奢望以一己之力就能改变这种状况。我最近看到资中筠的一篇文章《不要和不思考的人争论》,她指出,“中国式争论,其实都不是真正的争论,多数都是因为话语的对立,陷入抬杠的尴尬境地”。资中筠女士是1930年出生,这么大年纪了,还在孜孜不倦地倡导启蒙。我关心那些公共的事情,无非也是想做一点启蒙的工作而已,这其实也不过是一个读书人或知识分子的本分。
公共知识分子是读书人精神的传承者,传承在英语里叫tradition,经常翻译成“传统”。“传统”并不能表达“传承”的特定含义。传承比传统有更明确的“传递”的意思。公共关怀在读书人中间传递,在代际转换过程中时强时弱,但绵延不绝。它是一个值得读书人传递下去的东西,以前是这样,以后也仍然会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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