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曙明
母亲于去年正月初八去世以后,按照济南的习俗,年内我是不能走亲访友的。等到今年刚出了正月,我便来到了张老师家。可万万没有想到,他于正月十一那天因为心梗已经告别了人世,享年67岁。
张老师名叫张成背,我们的师徒情谊始于四十多年前。那时候我还在中学读书,闲得无聊,经常吹笛子自娱自乐。由于没有老师指点,也就能吹个简单的曲调。大约是在1973年前后,经母亲的同事引荐,我便拜张老师为师学习吹笛子,由那时起,他就成为我的老师。不过,或许是年龄相差仅5岁的缘故,这些年间,亦师亦友的情谊似乎在我们俩身上体现得更为真切。
内行人都晓得,学乐器需要有好家什,家什如不好,技艺再高也奏不出好乐曲。当年家里生活清贫,跟着张老师学吹笛之前,我那破笛子都是一毛多钱的玩意,自然做工粗糙,音调也就不准,而音调不准是学习乐器之大忌。为了让我打好基础,在我拜师学艺之初,张老师便从他精心保存的几支笛子中,挑选出了一支送给我。
我当年跟着张老师学吹笛子既没有请他喝过拜师酒,也没有请他吃过拜师饭,更没有给他送过什么“孝敬钱”。我的母亲是烟厂职工,每个月都有几条福利烟。因为张老师抽烟,所以最初我曾想用福利烟来表达感谢之情。可是任凭我再怎么说,张老师就是不接受,几番推让,我们相互妥协,达成了“烟可以留下,但照价付钱”的协议。如果我不收钱,他就不收烟。有时候我想违背“协议”,他就用“是不是不想学了”来“要挟”我。君子之交淡如水,张老师与我之间的师徒交往,真就好似一杯纯洁的白水,当年他为指导我吹笛子所耗费的时间、心血,根本无法用金钱来计算。
张老师就职于山东酒精总厂,父母家在天桥区的宝华街。那时候,白天他要上班,晚上还有很多应酬,忙碌是显而易见的。可是,为了让我尽快提高技艺,他给我规定了每周三次的“面授”时间。在规定的时间内,不管刮风还是下雨,没有特殊情况我不准不去,他也尽量把其他事推辞掉。如果实在有推脱不了的事,他就会在他的集体宿舍里给我留下纸条,详细交待当晚要练习的曲目和注意的事项,从未因自己的事而中断我的“学习”。管乐不同于弦乐,弦乐可以在室内,练习吹笛子则多半是在室外。记得当年无论是闷热多蚊的夏日,还是寒风刺骨的冬天,在规定时间内,我在他宿舍窗外的大树下练多久,他就会在旁边陪我多久。说实话,我并不是那种心灵手巧、悟性特高的人,加上原先吹着玩时养成了一些不规范的指法动作,所以改起来颇为费力。张老师为了让我改掉那些毛病,一遍遍示范,一遍遍讲解要领,其诲人不倦、不厌其烦的神态,每每都让我感受到一种暖暖的厚爱。他不仅极具耐心,而且要求也非常严格。有时一段乐曲、几个小节,他能让我吹上几百遍,练上十几天。倘若我想蒙混过关,在他那儿是绝对通不过的。虽然他不会大声呵斥我,但其较真的韧劲和认真的态度,使我每次都不得不打消“蒙混过关”的想法。在他的悉心调教下,不到两年的时间,我吹笛子的技艺便有了很大提高。高中一年级的时候,我已经能够上台熟练地演奏不少乐曲了。
张老师的身材虽不算太高,但眉清目秀。他不仅笛子吹得好,而且能歌善舞,多才多艺。他悟性特高,在厂子里他干的是保全维修工,对车钳刨铣磨是样样精通,技术上绝对是“大拿”。记得当年我的自行车只要出了毛病就去找他,每次他都给我修理得格外“熨帖”。张老师的木工手艺也相当不错,我结婚前打家具的时候,他给我专门雕刻了几个“老虎腿”,让我装配在大立橱和半橱上。那“老虎腿”取材之结实,雕刻之精细,让当时我聘请的两个木匠师傅都禁不住伸出了大拇指。
人生在世,有的人命好,有的人命不好,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罢。依据张老师的品行和才分,他本应在人生路上有更大的作为,可是命运对他不公,让他在30岁那年耳朵失聪,且久治不愈,抱憾终生。
相见时难别亦难,这是我和张老师这些年间的感情缩写。我结婚之前,与张老师三天两头见面,结婚之后就少了很多,因为要忙事业、忙家庭,且我住在城里,他住在郊外。可即便是这样,每年我们都会见上几次面。每次我去看望他,我们都亲亲热热地说个没完没了。每逢八月十五和春节,他都盼着我去,因为他知道我肯定会去看他。由于他的耳朵失聪,我们交流时,我要特别注意放慢说话节奏,吐字尽可能清晰。如果是复杂的语句,我就把要说的话写在纸上给他看,他则直接用言语表达他的意思。我们这种交流方式,经常让我心中生出些难言的苦涩,但也从中体现出我们师徒间浓浓的情谊。
去年我刚刚退休,本以为今后有时间能与张老师多多叙旧了,可没想到他却走了。我从心里埋怨他,埋怨他为何不给我打个招呼就走了。当然我心里很明白,他何尝不想给我打招呼?何尝不等着盼着与我畅叙友情?何尝又愿意走得这么早、这么匆忙呢?逝者哭也,生者也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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