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的“距离”变化
时光飞逝,转眼改革已经走过40年的历程。
40年来,祖国从农村到城市,从高山到平原,从田野到海洋,从陆地到天空,无处不在发生着改变,无时不在发生着变化。山青水碧,空气越来越清新,环境越来越优美,出行越来越便捷,生活越来越美好。
用日新月异来形容祖国的发展变化一点也不为过。这其中,悄悄地发生着“变化”的还有距离。
我的家在农村。上初中的时候,学校离家不过7里多的路程,可那时总觉得从家去学校的路很远,要半个上午才能到。那时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人们的生活还很拮据,温饱问题初步得以解决,但物资还很缺乏,中国还处于计划经济时代,生产资料、生活用品等还要凭票购买。
虽然有的家庭买了自行车,但自行车还没有普及,买得起自行车的家庭还很少,出行主要还是靠双腿。去离家不到25公里的县城的机会都很少,那时到县城主要靠骑自行车。印象中,去县城办事人们大多步行来回,一来当时经济还比较困难,人们不舍得花钱坐车,再说去县城每天只有两个班次,也不容易赶得上。现在,25公里的路程已不算什么,但在当时确实显得很“远”。
后来有机会去离家更远的南京读书,真正理解了“远方”的概念。
去南京,自行车、汽车、火车都要用上。清晨天不亮从家出发,家里人骑自行车把我送到离家6公里外的首羡镇,我从首羡镇坐汽车到丰县县城,再坐上由丰县县城到徐州的汽车,从徐州坐火车去南京,赶到学校就已经是傍晚时分了。600多公里的距离那时感觉是那样的“遥远”,更别说祖国南北有5500多公里,东西有5200多公里了。
1990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济宁市工作。
济宁离家不到80公里,起初从家到济宁只有早上一班汽车,早上5点钟不到就要起床,来不及吃饭就从家里出发去赶车,赶不上就要到金乡倒车再去济宁。上世纪90年代初,坐直达济宁的汽车也要一整个上午,就更不用说再到县城换乘了,那时家到济宁的距离显得是那样的远。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改革开放十几年后再从家乡到济宁就觉的近多了,宽阔平整的柏油马路,舒适美观的全封闭空调客车,全程运行时间不到两个半小时,车次也增加到5个班次。现在,从镇上到济宁的客车早上6点多一直运行到傍晚,从镇上到县城每半个小时发车一班。不管是坐车,还是开车,再不用冬天冻得浑身打着哆嗦摸着黑起床赶车了,家乡离济宁的距离更“近”了。
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贯通东西南北的高铁,遍布祖国大地的机场,拉“近”了我的家乡与祖国各地的距离。从我的家乡乘坐高铁到祖国南方的广州和祖国北疆的哈尔滨均用时不到10个小时。
唐代诗仙李白描绘的“千里江陵一日还”的愿景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实现了。
(上接一版)其他岗位人员在全区范围内,通过个人自荐报名、竞争上岗确定,由各机构聘任。下步将通过直聘、选聘等方式,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行业精英和专业人才,实行同岗同酬,通过引入外部竞争,给体制内干部职工形成压力,最大化激发全体工作人员动力。
“绩效考核”企业化管理
实行“绩效指标”考核
为激励干部勇于担当、干事创业、争先创优,打破“干好干坏、干多干少一个样”的格局,按照“岗位+业绩”双重定薪的原则重新制定适合发展实际的薪酬体系,以工作目标、价值贡献作为绩效考核依据,实现主观评价向定量考核的转变。将考核结果与绩效工资、评先选优、奖励激励等挂钩,作为职务调整、岗位变动以及续聘、解聘的基础,实现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
薪酬主要包括基础工资、岗位补贴、绩效工资三部分,合理拉开不同岗位、不同职务、不同业绩人员的收入档次。薪酬分配主要向一线倾斜,向关键岗位倾斜,向贡献大的人员倾斜,对工作能力强、认真负责、效率高、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工作人员加大奖励,对重要岗位、工作难度大、责任大的岗位,给予的绩效奖励也相应提高,对工作能力差、不认真工作、工作效率低的人员减少绩效奖励,只能拿到岗位基本工资。(来源:烟台高新区网站,略有改动。)
本稿件所含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齐鲁晚报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