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罗竹风先生

　　 　　□许志杰
　　记得,出版家罗竹风先生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过这样的话:“外界有个印象,似乎我是专门编写辞书的,其实,不过是一种误会。人不相知,莫此为甚!”此语可谓电光石火,“人不相知,莫此为甚”。凭什么我敢下笔去写中国出版家罗竹风呢?
　　余生也晚,却因了这样的机缘巧合,使我与罗竹风先生有了一段难以忘却的“忘年至交”。从地缘上讲,我们是老乡,我们的老家同属胶东半岛以西的昌潍大平原,先生乃平度县人,我是潍县出生。从师承关系上说,先生曾任山东大学教务长,那时我尚未出生,但我后来就读于山东大学历史系,可攀先生为校友、师长。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出版社工作,先生曾经担任出版局代局长多年,我们也应该算是同行,或为同仁吧。后来,我转岗报纸副刊,负责杂文栏目的编辑工作。先生是大杂文家,我管向其约稿并请他为我们的一次杂文评选活动担任评委。他不仅赐作还写了很长的一封信,与我探讨杂文的写作、编辑问题。如今,这封密密麻麻长达三页的罗竹风亲笔信,已经成为我名人信札收藏的压箱之宝。
　　初识先生,源自两次远观。一次是1979年秋天刚入学不久,山东大学在时任校长吴富恒的主持下举办文科研讨会,后来这次大会被誉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的前奏,开思想解放风气之先。全国社科、理论界大腕云集济南,就真理标准问题畅所欲言,展开大争论。我们这些新入校的学生,被拉去给会场填空,从学校步行一个小时,到达毛泽东主席曾经两次作过报告的珍珠泉礼堂。在那个崇拜英雄的年代,在那个追逐偶像的年龄,在那个学术领袖重获尊重的思想解放之初,主持人介绍每一位与会者的大名时,都会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罗竹风以及黎澍、刘大年、金冲及、萧涤非、吴大琨、李俊民的名字第一次进入我的脑海。远观主席台上的诸位先生,感觉无比高大,他们思想的光芒成为照亮我们这些年轻学子,在学海遨游的灯塔。
　　另一次远观先生是1981年秋天的山东大学校庆。作为校友,罗竹风与臧克家、徐中玉等一起出席。我的座位就在去往主席台的通道边上,身材魁梧、年逾七十的罗竹风,步履轻盈,边走边与我们打着招呼,他的神采令人久久难以忘怀。
　　时至1988年,我已经调到一家晚报做副刊编辑。秋天,罗竹风到济南参加杂文研讨会,如此大好的约稿时机,是不能错过的。经罗竹风的学生吕家乡介绍,利用个中午的时间,我来到了罗老的房间。让我稍感惊讶的是,一个三十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下榻的房间竟然只是一个标准间。说明来意后,罗竹风一口应下。都说大家难求,名家难约,罗竹风却毫无一点大家、名人的架子,令我难以忘怀。
　　有了这次短暂却温馨的面晤,在之后的日子里,我有事相求就写信,甚至成为一种工作和学习、生活中的习惯,完全忘记了罗老的身份和他日理万机的工作节奏。1990年1月5日,罗老在一封写给我的信中这样说:“今年已78岁,早已进入‘老龄’门坎,所幸身体还算健壮,每日工作不下十来个小时,近来主要是为别人的书稿写‘前言’(序),颇以为苦!一两千字的‘前言’,必须读完全部书稿才能下笔,劳动量相当可观。自己写点文章反而要‘忙里偷闲’挤点时间,又怎能写得好呢!”
　　所谓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罗竹风是位真正的出版家,他所秉承的中国出版人“甘为他人做嫁衣”的精神,是他永不停步的动力。无论陆费逵、张元济、舒新城,还是赵家璧、李小峰这些彪炳史册的出版家,虽多是学贯中西、才华横溢的大学问家,但是他们名下却极少有大作可言。罗竹风何尝不是如此。
　　他给自己印了一张这样的名片:“我一生大体所干四事:一是辞书编纂者；二是语文改革倡导者；三是宗教研究者；四是写杂文的。如果以此头衔印成名片,可能是名副其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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