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地空留钟楼台
济南县西巷与大明湖路相交,形成一个T字形,按照古老的开街拓巷规则,逢T字形路口要建一座关帝庙镇守。这个路口屹立着一座古台,苍浑斑驳,台上有杂树几株,与周边的红廊琉檐相衬,立刻对比出一种残缺的美。
座台是钟楼寺旧址,曾淹没在曲街繁巷之中,打量一眼,形同废墟,基不能承楼宇之重,墙不堪风雨之蚀,幸时空眷顾,屹立六百余年,仅这一段时光就令人肃然。这座台只是寺庙建筑群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座钟楼的基台,上面或有楼,不知坍塌于何年,那口钟却被迁移到南丰祠的宴公台上,置钟楼高悬。原配的钟台两分,隔湖相望。
此台彼钟有史料镌刻于石,然史实存疑:
铁钟为明昌古钟。明昌为金国年号,表明它铸于金明昌年间。记载说,当地民间倾慕北宋末年刘姓寺僧率僧兵赴京勤王,感念其捐躯殉国的精神,遂“集资冶铁铸钟”。北宋末年的勤王当指发生在公元1126年至1127年间的靖康之变,那是北宋王朝画上句号,金王朝取而代之的年代。时隔六十余年后的明昌年间,在金朝统治下铸钟纪念一位抗金英雄,此说实在牵强。从这个基址往前推数百米,南端坐落着开元寺。开元寺的考古发掘已经确定了寺院的基址,如果明昌年间的铁钟置于此寺,只能说是对寺内设施的一项增建。时间到了明朝,开元寺坍祀无存,此钟北移康和尚院,此院聚台置钟是对明昌铁钟的一次安顿。康和尚院与开元寺是什么渊源?无资料可循,毕竟隔着一个九十七年的元朝,推算下来有二百余年。漫长的时间里这里香火缭绕,日日钟声催促着历史的脚步,跨越百年。明成化年间康和尚院因钟命寺,将此院更名为钟楼寺,是此钟的一次圆满。
1638年秋,清军兵临济南城下,由于济南守军驰援德州,这里实际是一座空城,其时济南城内的商贾百姓,钟楼寺中的僧人、德王府的家将全都登上城头抵抗清军的入侵。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抗争,为了城垣家国,僧人们放弃戒律,拿起刀枪,最终城垣还是被攻破,山东布政使张秉文,副使邓谦济、周之训,漕运使唐世熊,济南知府苟好善悉数战死,数千百姓死于攻陷者的屠城,清军一把火点燃了济南城,那座寺院恐怕难逃劫掠。以后就是清廷的统治,新朝的统治者是不会为前朝的抵抗者修复庙堂的。当然,历史不能靠推想去证虚构,1638年正值崇祯十一年,那一年的钟声,应该是钟楼的绝响。
岁月荒芜着大地上的繁荣,六百年光阴更迭,明昌铁钟虽经沦落却不失历史的丰采。以曾经的昭告提醒我们回顾一个城市的英雄故事。于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把它移居大明湖北岸南丰祠。这里原是宴公庙遗址,院内宴公台上本无霄楼,亦无钟鼓。现楼是为明昌铁钟的迁移而建,这是对铁钟第二次“文不对题”的安置。
有人看不懂这座楼台的遗存,是看不懂美学里残缺之美的原则。建筑的残缺如枯木,如晚霞,如断章,是古朴的美,时代的美。清时袁枚建造自己的私邸随园,就追求时光的遗馈,园成之后,他心满意足,评价说“饶有古意”。当代的“修旧如旧”不如残缺。修旧如旧是对建筑的装裱,无可奈何之举,仍然是旧瓶新酒,价值大打折扣。而残缺是最初的造化,是原装,万不得已不可动它,其珍贵远在“如旧”之上。满眼朱廊彩栋,置身其中,总感觉那颗心是骚动的。如果光阴把环境折旧,明媚转换成苍古,一颗浮躁的心就会静下来,去倾听,去感知,去顿悟。顿悟必须有时光的折叠,它是跨越时空的遐思。苏轼便说:“此心初无往,每与物皆禅。”禅,不在色彩的喧哗之中,而在淡处,在沉下来的曾经里。园林家珍退了色的景物,家珍般把它保护起来,在大拆迁大毁灭之后,是一颗时代的功德心。
建筑的残缺之求有如治印,篆刻家说,好印“大成若缺”。缺处即残处,残处是美处。钟楼台的美学意义在于,在一片现代化的马路和楼宇之中,突兀起历史的苍茫,一下子就把时空拉得很长很长,仿佛我们从远古走来,一步步走进一个崭新的天地。如果置身那个园地,便跨进岁月的怀抱,与一个城市的过往隔空对话,此刻有多少故事如历史烟云扑面而来。残缺引领我们完成了一次思想的跨越,这是崭新园林无法完成的使命。
明昌铁钟与康和尚院台基的分离把曾经的圆满再一次打碎,于是后人的心惴惴乎,忿忿乎,总想来一次历史的破镜重圆。尊重历史是不去复制历史,让铁钟与原台重逢如重修圆明园一样愚蠢,不要去圆历史,残缺也是历史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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