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隧道
《大路朝天》是一部散文诗化的电影。人物虽然众多,却没有一个普通编剧意义上的反派；情节虽然复杂,却没有一个需要争分夺秒去解决的巨大危机。电影一开始,路桥高管唐真红因一张纸条被调查,这构成了一个悬念,所有的叙事动机围绕这个悬念进行。但是,在悬念类型的框架之下,创作者所着力塑造的是人物的情感和信念,而营造悬念和加强悬念、解决悬念等这些叙事环节却被放在次要的地位。
唐真红的父亲唐金全和“江妈”江雪花的情感发展讲述得详略得当,同时也交代了唐真红的成长背景。唐真红的被调查将多年互不联系、分别住在雅安高速两端的两位老人重新联系在一起。唐金全的住所是一个破旧的机电学校的宿舍,通过一条长长的隧道和附近的镇子连接起来。江雪花住在高速另一端的小村庄里。她有一辆电动三轮车,这是她和外界保持联系的工具。当他们几乎在同时被告知了这一事件之后,两个空间的时间就被组织在了一起。唐金全强作镇定地骑电动车通过那长长的隧道到镇子上取快递的店里,妄图通过北京酥糖的链接来确定儿子的安全无事；而江婆婆则慌乱地开着三轮车回到镇子上,有两个孩子从村落深处跑过来,这让她想起幼时的唐真红。
但是,尽管对这件事感到震惊和难过,他们仍旧对自己孩子的品性有着一种近乎天真的笃信。她打电话给唐金全,他只说了一句话:我们的娃儿不会是坏人!这种近乎天真的笃信,也表现在他们对双方关系的认识上。多年不联系,但是他们相信对方牵挂着自己。这情感很像古代人,让人想起“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将长江换成唐真红亲手修建的雅安高速,就是《大路朝天》表现的情感和信念了:天真朴素,又缠绵坚韧。这是《大路朝天》赋予现代工业社会的浪漫。唐金全和江雪花这两个角色串起了整部电影的灵魂。
因此,尽管影片的叙事围绕着唐真红展开,但是重心并没有放在他身上,而是着重描述了周围人物与他的关系——他们或者崇拜他,或者仇恨他,或者无条件地爱护和相信他。这个人物更多地作为营造悬念和推进叙事的功能性人物存在,除此之外,他的形象过于单调。他对工作极其严格、极其拼命,他努力想通过自己的劳动进入历史,被历史铭记,但除此之外仿佛没有一点其他的音符。除了他的父亲和江妈,片中也没有他的任何私人生活的表现。观众和他没有足够的情感链接,因此很难为悬念所表现的危机感到担心和焦虑。这个人物形象的单一性,降低了悬念的质量。
悬念质量不高的另一个因素是唯一勉强可以称为反派的人物黑娃造成的。他因为父亲被唐真红解聘而对他充满恨意,但是这个角色并没有进一步采取行动,让局面变得更危险更糟糕,而是停留在原地徘徊。因此,悬念的紧张度在电影的进程中,没有一个越来越强烈的过程。而且这个角色没有经历一个彻底猛击灵魂的事件,就轻而易举地转变了自己的立场:在和卢兴旺喝了一场酒,然后在大桥上被卢桥亮一拳击倒之后,他站起来走过大桥,又一步步地走上阶梯,也就从仇恨而狭隘的地狱走向了救赎。这种解决矛盾的方式失之简单,像是在下棋中丢失了至关重要的一步,但另一方面,这种简单又暗合电影的主旨。因为触动反派人物、促使他改变的除了卢桥亮的一拳,最重要的是卢兴旺说的一句说简单也不简单的话:做人要是做不好,你修的桥,哪个人敢走?
劳动是普通人每天要做的事。普通人通过劳动谋生,也通过劳动来保持生命的活力。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劳动”作为一个客观名词总是暗含褒扬之意。在吾乡,夸奖人频率最高的词是“勤快”“手脚不停”。而修路修桥这个工作,因其格外艰苦以及对劳动者品性的高度依赖,使得这份工作成为特别典型的一种“劳动”。但无论如何,劳动是普通人做的普通事。《大路朝天》讲的就是这样普通的路桥工作者、工人、“做活路的人”。但甫一开始就有学生在大学的课堂上发问:如何完成从渺小到崇高的链接?答案是:电影中所有的劳动者,都对自己所从事的劳动有一种近乎信仰的坚定的信念。正是这种信念,将普通的劳动者和崇高链接在一起。这也是黑娃为什么会被这句话惊醒,从而放弃狭隘的仇恨,重新回到简单而坚韧的信念中。
回到本文的开始。这部电影缺乏一个特别强烈、鲜明的矛盾冲突,但它有一个内在的信念和质疑之间的冲突。质疑的结果只是凸显了坚定的信念。整个电影中有很多人物穿过隧道、走到阳光下的镜头,整部电影讲的也是一个穿越隧道、抵达光明的过程。因此片尾当唐真红获得了解放,他的第一件事是开车去见父亲,穿越长长的隧道之后,忽然到来的阳光让他眯起了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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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真红的父亲唐金全和“江妈”江雪花的情感发展讲述得详略得当,同时也交代了唐真红的成长背景。唐真红的被调查将多年互不联系、分别住在雅安高速两端的两位老人重新联系在一起。唐金全的住所是一个破旧的机电学校的宿舍,通过一条长长的隧道和附近的镇子连接起来。江雪花住在高速另一端的小村庄里。她有一辆电动三轮车,这是她和外界保持联系的工具。当他们几乎在同时被告知了这一事件之后,两个空间的时间就被组织在了一起。唐金全强作镇定地骑电动车通过那长长的隧道到镇子上取快递的店里,妄图通过北京酥糖的链接来确定儿子的安全无事；而江婆婆则慌乱地开着三轮车回到镇子上,有两个孩子从村落深处跑过来,这让她想起幼时的唐真红。
但是,尽管对这件事感到震惊和难过,他们仍旧对自己孩子的品性有着一种近乎天真的笃信。她打电话给唐金全,他只说了一句话:我们的娃儿不会是坏人!这种近乎天真的笃信,也表现在他们对双方关系的认识上。多年不联系,但是他们相信对方牵挂着自己。这情感很像古代人,让人想起“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将长江换成唐真红亲手修建的雅安高速,就是《大路朝天》表现的情感和信念了:天真朴素,又缠绵坚韧。这是《大路朝天》赋予现代工业社会的浪漫。唐金全和江雪花这两个角色串起了整部电影的灵魂。
因此,尽管影片的叙事围绕着唐真红展开,但是重心并没有放在他身上,而是着重描述了周围人物与他的关系——他们或者崇拜他,或者仇恨他,或者无条件地爱护和相信他。这个人物更多地作为营造悬念和推进叙事的功能性人物存在,除此之外,他的形象过于单调。他对工作极其严格、极其拼命,他努力想通过自己的劳动进入历史,被历史铭记,但除此之外仿佛没有一点其他的音符。除了他的父亲和江妈,片中也没有他的任何私人生活的表现。观众和他没有足够的情感链接,因此很难为悬念所表现的危机感到担心和焦虑。这个人物形象的单一性,降低了悬念的质量。
悬念质量不高的另一个因素是唯一勉强可以称为反派的人物黑娃造成的。他因为父亲被唐真红解聘而对他充满恨意,但是这个角色并没有进一步采取行动,让局面变得更危险更糟糕,而是停留在原地徘徊。因此,悬念的紧张度在电影的进程中,没有一个越来越强烈的过程。而且这个角色没有经历一个彻底猛击灵魂的事件,就轻而易举地转变了自己的立场:在和卢兴旺喝了一场酒,然后在大桥上被卢桥亮一拳击倒之后,他站起来走过大桥,又一步步地走上阶梯,也就从仇恨而狭隘的地狱走向了救赎。这种解决矛盾的方式失之简单,像是在下棋中丢失了至关重要的一步,但另一方面,这种简单又暗合电影的主旨。因为触动反派人物、促使他改变的除了卢桥亮的一拳,最重要的是卢兴旺说的一句说简单也不简单的话:做人要是做不好,你修的桥,哪个人敢走?
劳动是普通人每天要做的事。普通人通过劳动谋生,也通过劳动来保持生命的活力。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劳动”作为一个客观名词总是暗含褒扬之意。在吾乡,夸奖人频率最高的词是“勤快”“手脚不停”。而修路修桥这个工作,因其格外艰苦以及对劳动者品性的高度依赖,使得这份工作成为特别典型的一种“劳动”。但无论如何,劳动是普通人做的普通事。《大路朝天》讲的就是这样普通的路桥工作者、工人、“做活路的人”。但甫一开始就有学生在大学的课堂上发问:如何完成从渺小到崇高的链接?答案是:电影中所有的劳动者,都对自己所从事的劳动有一种近乎信仰的坚定的信念。正是这种信念,将普通的劳动者和崇高链接在一起。这也是黑娃为什么会被这句话惊醒,从而放弃狭隘的仇恨,重新回到简单而坚韧的信念中。
回到本文的开始。这部电影缺乏一个特别强烈、鲜明的矛盾冲突,但它有一个内在的信念和质疑之间的冲突。质疑的结果只是凸显了坚定的信念。整个电影中有很多人物穿过隧道、走到阳光下的镜头,整部电影讲的也是一个穿越隧道、抵达光明的过程。因此片尾当唐真红获得了解放,他的第一件事是开车去见父亲,穿越长长的隧道之后,忽然到来的阳光让他眯起了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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