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不只有神话

　　 　　□乐倚萍
　　古时的人类为了解释难以理解的事物,发展出了神话。希腊神话的影响更甚于他者——倘说古希腊文明对后世其他文明在文化、艺术、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影响是潜在的,希腊神话的影响则是直接的、频繁的,希腊之神有人性,在古希腊人身上得到了映射。
　　希腊人的最大特点是傲娇。以《罗马人的故事》蜚声海内外的盐野七生在创作《希腊人的故事》时称,强大如罗马人,也自始至终没能进入希腊人的视野。对希腊人而言,异族皆“蛮族”,一概予以歧视。他们对待诸神的看法也很奇特,修神殿、求神谕固有之,但希腊诸神不等同于宗教。雅典人克里斯提尼改革时,提出选举产生将军、抽签组成委员会,民意和神意互补,没有绝对权威。或许,希腊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仰赖着民族优越感,而其式微的征兆亦是在这种优越渐失的时候。
　　盐野七生这部80余万字的作品聚焦到个人,譬如立宪延续了数百年的吕库古、以寡敌众的米提亚德、载入史册的斯巴达三百勇士、目光长远的地米斯托克利。优越感带来使命感:人的个性与民族个性一致,民族荣耀与个人荣耀挂钩。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教条的斯巴达人,每个男性公民从小经历了严酷的训练,铁打的斯巴达人既能接受其他希腊人难以下咽的杂烩汤,也不羡慕他国经济的发展。三百勇士不是特例,在普拉塔亚之战中,帕萨尼亚斯曾设想让斯巴达人佯退诱敌,被众人严词拒绝,背对敌人是死也不能接受的。
　　另一方面,带有民族印记的个性又掣肘了希腊人的决策,那些更有才华、超越时代的人被戴上了枷锁——希腊不承认个人的绝对权威和不可或缺。虽然他们拥戴战争英雄,却对过于受到拥戴者设防。于是,历史反复重演,功勋卓著的英雄转眼变成了人民公敌,为了一些缺乏依据的理由被逼死或自我流放。在看似民主的雅典,曾有陶片放逐制度,看看有识之士的讽刺,便知大多数人云亦云的“愚”众,其实是政客驱逐异己的工具。民主混杂着人的劣根:如爱因斯坦所言,“人通常不愿认为别人是聪明的”。因此,聪明的伯里克利把“劝诱引导”艺术化了,通过众人之口说出他的决定。
　　马其顿的崛起让核心地带的希腊人颇感意外,城邦之间也有地域歧视,原先,他们连参加奥运会的资格都没有。亚历山大大帝彻底改写了历史。人们关注他是军事奇才,能够身先士卒且百战不殆。但盐野七生也留意他激励士卒、保障后勤的能力,在王权专制的马其顿,他们不是在为国王而战,亚历山大以希腊人的荣誉感为绳索,将所有人结为利益共同体。他更大的贡献是努力破除成见,把希腊化推进到了更广阔的疆域。
　　《希腊人的故事》终于亚历山大去世后后继无人,潜在的继任者竞相争权。他们或还记得自己是希腊人,重欧洲而轻亚洲,然而他们已失去了希腊人的傲娇:那种有底线的使命感即便带着莽撞,并不曾因失态而贻笑大方。雅典和斯巴达失势时,是希腊式的“礼崩乐坏”:“希腊城邦国家的公民兵变成了佣兵。”而马其顿的夺权乱象,更是把人近于神的姿态盘剥殆尽,从此只存在于神话的瓦砾中。
　　后世文学家、艺术家趋之若鹜的希腊诸神不只是人格化的神,更是神格化的古希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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