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于80后的半部青春文学史
本报记者 师文静
新概念20年,半部青春文学史。
它让一些“80后”写作者通过作文大赛改变了人生,也让“80后”带着自身特殊的标签闯入文坛。那些写作者与追随的读者,书写青春的焦虑,阅读青春的苦涩。在文字中,他们得到了成长的祝福。
2019年北京图书订货会上,《新概念作文大赛20年精选》露面。作为“80后”,且曾经疯狂阅读过大量同龄人“青春伤痛”的读者,我恍然发现时光已流逝近20年。
1999年,最大的“80后”19岁,最小的只有10岁。那一年,痞子蔡的网络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已大火,《快乐大本营》也开始“贩卖”快乐,而上海一家名叫《萌芽》的杂志刊发了《新概念作文大赛倡议书》,联合北大、复旦、南开等高校选拔作文高手。当时,文学杂志被政府“断奶”,跌跌撞撞踏入市场大潮,需要商业化。而在应试语文教育大讨论的背景下,也需要一个事件来证明仍有具有人文性、审美性的少年文章。
对于很多大城市的孩子来说,在埋头苦读的高中生活中,这个大赛打开了一扇通往顶尖级学府的“任意门”,是他们魂牵梦绕的闪耀舞台。骚动不安与压抑颓唐的青春被诱发,他们要表达。在王蒙、陈思和、苏童、余华等文坛名家的评审下,第一届大赛将陈佳勇、宋静茹、李佳、刘嘉俊等年轻写作者免试送入北大、南大等高校。第二届大赛影响力更强大,清华大学也加入,怀沙、李一粟、周嘉宁、祁又一等高中生通过写作,进入大家挤破头都想进的高校。
他们成为高中生的偶像。“凭借一篇作文上北大”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就这样发生了。但是,没等另外一些孩子反应过来,政策已调整,第三届大赛的获奖者不能免试入高校,优秀的写作者只能享受加分优惠。“新概念作文大赛”引发了关于语文教育的诸多讨论,有赞有痛批,但其背后所引发的汹涌澎湃的文坛激荡,却是长久的话题,因为“80后”写作者登场了。
1999年还是高一学生的韩寒,初赛投了两篇作文《求医》和《书店》,凡是读过的评委都说“老辣”,超越年龄的老辣。缺席复赛的他,被评委会叫来参加一个人的复赛,写出了获一等奖的作文《杯中窥人》。韩寒写道:“中国看不起说大话的人。而在我看来大话并无甚,好比古代妇女缠惯了小脚,碰上正常的脚就称‘大脚’；中国人说惯了‘小话’,碰上正常的话,理所当然就叫‘大话’了。敢说大话的人得不到好下场,吓得后人从不说大话变成不说话……”文章坐实了才子名号。第二年韩寒退学,出版首部长篇《三重门》,依然犀利、有个性,也有青春的伤痛。此后,韩寒写出《像少年啦飞驰》《零下一度》,却士气不再,陷于平凡。
那时的年轻人意气风发,小小躯体里试图去装一颗大大的灵魂。被推送入北大的陈佳勇写了一篇《来自沈庄的报告》,满含历史沧桑感和对文化的批判；金蕾的《我不是女权主义者》论证了历史上对女性的偏见；宋静茹的《孩子》用细腻、忧伤的笔触表现了青春期女孩因父母离婚所造就的伤痛；丁妍的《东京爱情故事》玩转意识流,将自我与电视剧进行了完美融合……
2001年,“小四”出场了。郭敬明系统地研究了往届一等奖作品,从评委喜欢的主题倾向、文本风格出发,发现了套路和技巧,凭借《假如明天没有太阳》获第三届一等奖；2002年又凭借《我们最后的校园民谣》获第四届一等奖。2002年,郭敬明迅速出版《爱与痛的边缘》,2003年紧接着出版《左手倒影,右手年华》和《梦里花落知多少》,成为青春商业文学最迅速的崛起者和最大受益者,过上了梦寐以求的生活。
那些年,韩寒曾引发文坛大争论,“倒韩”与“挺韩”派打得不亦乐乎,造就了多少读者对文坛名人的“路转黑”。不再写长篇后,韩寒去当了赛车手、博客代言人、电影导演,有了女儿后,又成为“国民岳父”。而等待“45度角仰望忧伤”的郭敬明的,则是青春文学的商业帝国、沸沸扬扬的抄袭事件、电影《小时代》的纸醉金迷乃至他成为明星后一直披挂在身的“炫富”标签……
韩寒与郭敬明被牢牢地捆绑在一起。韩寒犀利,郭敬明华丽；韩寒是斗士,郭敬明是商人；韩寒若是诗和远方,那么郭敬明就是钞票和貂。他们曾是80后的文化偶像、象征性人物,然而,这一切俱往矣。此后多年,80后再也没能掀起多大的风波。
第三届领奖台上,还有来自济南的张悦然、上海姑娘秦文、上海男孩甘世佳。张悦然获奖后,迅速出版《葵花走失在1890》《樱桃之远》等小说,她的那些黑暗的青春忧伤,仍然浓郁地留在那些作品中。秦文则成长为编剧,作品有《我的前半生》《辣妈正传》。甘世佳成为填词人、专栏作家、编剧。
近20年过去了,“新概念”获奖者中留在文坛的凤毛麟角。原本就有很多写作者进入高校后销声匿迹,而不少人完成青春文学后,写作也戛然而止,没能经过痛苦的蜕变成为纯文学作家。没离开写作的张悦然当之无愧成为“80后”作家的代表。2016年,她耗时多年写就的长篇《茧》,让其破茧而出,得到文坛认可。另一位仍然保持长篇创作的是颜歌,她不仅念到文学博士,还写出了饱含趣味的四川方言特色长篇《我们家》。周嘉宁成为译者,也一直在写长篇,最新的《密林中》被金宇澄等老作家拍手叫好。千万别忘了,第四届还藏着一个“宝藏女孩”,她是郝景芳,2016年凭借《北京折叠》成为继刘慈欣之后第二位获雨果奖的国内作家,站到了世界科幻文学的最高领奖台。
决心留在文坛的,还在不断地努力出新作,而“青春文学”这个概念,就像那些年华、那些争议一样,留在了它最灿烂的时光里。但是,正如文学评论家潘凯雄所言,“80后”的青春写作,扎扎实实地给文坛带来了清新的、新鲜的空气,在文学创作本身上贡献了它的新特点。
在《新概念作文大赛20年精选》新书发布会上,张悦然说,文学不是一种宗教,离开的人也没有背叛文学,所有离开的人也都得到了文学的祝福。“这一段历史,无论是对留在文学里的人,还是离开写作的人,都产生了很重要的意义。”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评论家李敬泽更是将青春文学放在了百年视野中进行观察。他说,2019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年,因为有了新青年,所以现代才有了青春的概念,才有了青春的理想、激情和相应的文化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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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概念20年,半部青春文学史。
它让一些“80后”写作者通过作文大赛改变了人生,也让“80后”带着自身特殊的标签闯入文坛。那些写作者与追随的读者,书写青春的焦虑,阅读青春的苦涩。在文字中,他们得到了成长的祝福。
2019年北京图书订货会上,《新概念作文大赛20年精选》露面。作为“80后”,且曾经疯狂阅读过大量同龄人“青春伤痛”的读者,我恍然发现时光已流逝近20年。
1999年,最大的“80后”19岁,最小的只有10岁。那一年,痞子蔡的网络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已大火,《快乐大本营》也开始“贩卖”快乐,而上海一家名叫《萌芽》的杂志刊发了《新概念作文大赛倡议书》,联合北大、复旦、南开等高校选拔作文高手。当时,文学杂志被政府“断奶”,跌跌撞撞踏入市场大潮,需要商业化。而在应试语文教育大讨论的背景下,也需要一个事件来证明仍有具有人文性、审美性的少年文章。
对于很多大城市的孩子来说,在埋头苦读的高中生活中,这个大赛打开了一扇通往顶尖级学府的“任意门”,是他们魂牵梦绕的闪耀舞台。骚动不安与压抑颓唐的青春被诱发,他们要表达。在王蒙、陈思和、苏童、余华等文坛名家的评审下,第一届大赛将陈佳勇、宋静茹、李佳、刘嘉俊等年轻写作者免试送入北大、南大等高校。第二届大赛影响力更强大,清华大学也加入,怀沙、李一粟、周嘉宁、祁又一等高中生通过写作,进入大家挤破头都想进的高校。
他们成为高中生的偶像。“凭借一篇作文上北大”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就这样发生了。但是,没等另外一些孩子反应过来,政策已调整,第三届大赛的获奖者不能免试入高校,优秀的写作者只能享受加分优惠。“新概念作文大赛”引发了关于语文教育的诸多讨论,有赞有痛批,但其背后所引发的汹涌澎湃的文坛激荡,却是长久的话题,因为“80后”写作者登场了。
1999年还是高一学生的韩寒,初赛投了两篇作文《求医》和《书店》,凡是读过的评委都说“老辣”,超越年龄的老辣。缺席复赛的他,被评委会叫来参加一个人的复赛,写出了获一等奖的作文《杯中窥人》。韩寒写道:“中国看不起说大话的人。而在我看来大话并无甚,好比古代妇女缠惯了小脚,碰上正常的脚就称‘大脚’；中国人说惯了‘小话’,碰上正常的话,理所当然就叫‘大话’了。敢说大话的人得不到好下场,吓得后人从不说大话变成不说话……”文章坐实了才子名号。第二年韩寒退学,出版首部长篇《三重门》,依然犀利、有个性,也有青春的伤痛。此后,韩寒写出《像少年啦飞驰》《零下一度》,却士气不再,陷于平凡。
那时的年轻人意气风发,小小躯体里试图去装一颗大大的灵魂。被推送入北大的陈佳勇写了一篇《来自沈庄的报告》,满含历史沧桑感和对文化的批判；金蕾的《我不是女权主义者》论证了历史上对女性的偏见；宋静茹的《孩子》用细腻、忧伤的笔触表现了青春期女孩因父母离婚所造就的伤痛；丁妍的《东京爱情故事》玩转意识流,将自我与电视剧进行了完美融合……
2001年,“小四”出场了。郭敬明系统地研究了往届一等奖作品,从评委喜欢的主题倾向、文本风格出发,发现了套路和技巧,凭借《假如明天没有太阳》获第三届一等奖；2002年又凭借《我们最后的校园民谣》获第四届一等奖。2002年,郭敬明迅速出版《爱与痛的边缘》,2003年紧接着出版《左手倒影,右手年华》和《梦里花落知多少》,成为青春商业文学最迅速的崛起者和最大受益者,过上了梦寐以求的生活。
那些年,韩寒曾引发文坛大争论,“倒韩”与“挺韩”派打得不亦乐乎,造就了多少读者对文坛名人的“路转黑”。不再写长篇后,韩寒去当了赛车手、博客代言人、电影导演,有了女儿后,又成为“国民岳父”。而等待“45度角仰望忧伤”的郭敬明的,则是青春文学的商业帝国、沸沸扬扬的抄袭事件、电影《小时代》的纸醉金迷乃至他成为明星后一直披挂在身的“炫富”标签……
韩寒与郭敬明被牢牢地捆绑在一起。韩寒犀利,郭敬明华丽；韩寒是斗士,郭敬明是商人；韩寒若是诗和远方,那么郭敬明就是钞票和貂。他们曾是80后的文化偶像、象征性人物,然而,这一切俱往矣。此后多年,80后再也没能掀起多大的风波。
第三届领奖台上,还有来自济南的张悦然、上海姑娘秦文、上海男孩甘世佳。张悦然获奖后,迅速出版《葵花走失在1890》《樱桃之远》等小说,她的那些黑暗的青春忧伤,仍然浓郁地留在那些作品中。秦文则成长为编剧,作品有《我的前半生》《辣妈正传》。甘世佳成为填词人、专栏作家、编剧。
近20年过去了,“新概念”获奖者中留在文坛的凤毛麟角。原本就有很多写作者进入高校后销声匿迹,而不少人完成青春文学后,写作也戛然而止,没能经过痛苦的蜕变成为纯文学作家。没离开写作的张悦然当之无愧成为“80后”作家的代表。2016年,她耗时多年写就的长篇《茧》,让其破茧而出,得到文坛认可。另一位仍然保持长篇创作的是颜歌,她不仅念到文学博士,还写出了饱含趣味的四川方言特色长篇《我们家》。周嘉宁成为译者,也一直在写长篇,最新的《密林中》被金宇澄等老作家拍手叫好。千万别忘了,第四届还藏着一个“宝藏女孩”,她是郝景芳,2016年凭借《北京折叠》成为继刘慈欣之后第二位获雨果奖的国内作家,站到了世界科幻文学的最高领奖台。
决心留在文坛的,还在不断地努力出新作,而“青春文学”这个概念,就像那些年华、那些争议一样,留在了它最灿烂的时光里。但是,正如文学评论家潘凯雄所言,“80后”的青春写作,扎扎实实地给文坛带来了清新的、新鲜的空气,在文学创作本身上贡献了它的新特点。
在《新概念作文大赛20年精选》新书发布会上,张悦然说,文学不是一种宗教,离开的人也没有背叛文学,所有离开的人也都得到了文学的祝福。“这一段历史,无论是对留在文学里的人,还是离开写作的人,都产生了很重要的意义。”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评论家李敬泽更是将青春文学放在了百年视野中进行观察。他说,2019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年,因为有了新青年,所以现代才有了青春的概念,才有了青春的理想、激情和相应的文化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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