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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欧”遇阻,都是土豆惹的祸?

     距离英国3月29日正式“脱欧”的期限越来越近,但关于最终的“脱欧”协议内容,英欧双方却仍存在争议。而双方争议的焦点,就卡在未来英国与欧盟唯一的陆上“硬边界”即英国与爱尔兰的边界问题上。然而,有英国人却开玩笑说,今天英爱边界上的这些麻烦,其实都源于当年的一颗土豆。这句玩笑话的背后,藏着一个波澜壮阔、充满血泪而又引人深思的故事。

  本报记者 王昱

女王睡前读物惹的祸
  摊开英国地图,你会发现今天的英国其实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岛国——它有一个陆上邻国爱尔兰。且不说英爱之间横亘已久的北爱尔兰悬案,仅仅是英爱之间那条陆上硬边界,就给这个曾经以“光荣孤立”自诩的英国带来无尽的烦恼。而在历史上,爱尔兰曾经长期处于“联合王国”的统治下,在中世纪之后就已经被英国逐步蚕食。作为“联合王国”的一部分,爱尔兰是英国国王和贵族们的“后花园”,而爱尔兰人对独立的诉求并不比“联合王国”的其他部分更加强烈——直到一件事情发生,彻底点燃了爱尔兰人的独立之火。
  故事要从19世纪英国的一位“单身狗”说起。此人名叫马尔萨斯,相貌据说还挺英俊,家境也不错,还是英国第一位经济学教授,可惜他有个缺憾是兔唇。那时兔唇矫正技术还不发达,所以原本英俊的马尔萨斯到了32岁时还没结婚。这一天,小马哥在床上辗转反侧,孤枕难眠,想不通自己这么优秀,为什么单身三十年呢?突然,一个想法如电光火石般地照亮了马尔萨斯的大脑——不就是人太多了吗?!于是他在当年就奋笔疾书地写出了一本《人口论》。
  简单地说,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的观点是这样的:食物的增长是一点一点上去的,但是人口的增长呈现指数型疯狂增长,当人口数量超过了食物增长速度,就会出现大规模的人口死亡,最初诱因可能是饥饿、犯罪、疾病等等,最终的原因就是人类所需的食物资源不够分配。马尔萨斯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是自然规律,是无论什么办法都无法补救的,人类如果明智的话,就只能顺天而行,任由“多余”人口死掉,让自然重新达到平衡。
  更过分的是,马尔萨斯认为在平衡被打破的时候,穷人是最该大规模死亡的。他的理由是:穷人所消耗的食物资源不比富人少,却创造了更少的财富,属于社会上的负担人口——这个想法可谓没有一点人性,但在当时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英国,却收获了不少上流阶层的拥趸,其中就包括英国当时的执政大臣以及女王。19世纪中叶执政的英国首相罗伯特·皮尔对马尔萨斯的观点赞赏有加,并把它推荐给维多利亚女王,《人口论》一度成了女王的睡前读物。
  偏巧,当英国执政者们都在以马尔萨斯的理论武装头脑时,老天爷给了这些自认为掌握真理的人一个实践理论的机会,这就是“爱尔兰土豆大饥荒”。
冷血的“社会实验”
  哥伦布发现美洲后,新旧大陆、东西半球之间开启了大规模的生物物种交流。作为“哥伦布大交换”的产物,土豆自16世纪末传入欧洲。17世纪中叶英国内战前后,爱尔兰人的常种作物燕麦、芜菁、小麦等接连不断地被英国军队践踏,所以来自新世界的土豆犹如天赐之物,很快满足了爱尔兰人的饮食需要,并成了当地人的主食。爱尔兰在17世纪中叶就在全岛普及了土豆。在当时的爱尔兰,每亩土地可以产出6吨左右的土豆,而燕麦等谷物则不到1吨。土豆比起其他农作物更易生长,收成明显也高多了,使得爱尔兰人口获得爆炸性增长——1760年爱尔兰人口仅为150万,而到1841年已经攀升至810万。
  截止到1845年,也就是大饥荒开始的这一年,爱尔兰岛的土豆种植面积达两百万英亩,土豆成为绝大多数爱尔兰人的口粮与家畜饲料。然而就在这一年夏天,一种真菌开始在土豆田里蔓延,这种真菌使得土豆霉变、腐烂、枯萎,幼苗还没有收获便已经腐烂、发黑。爱尔兰土豆产量急剧降低,在之后几年内产量都没有超过往年的30%。饥饿开始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消灭爱尔兰人,300万到400万人开始吃不上饭,“翡翠之岛”瞬间饿殍遍野,如同人间炼狱,以至于在当时的爱尔兰村庄里很少有十人以上参加的葬礼了。这一大饥荒一直持续到1852年。
  当爱尔兰的灾民在大饥荒中苦苦挣扎时,英国当局的态度却异常冷漠——如前所述,当时很多英国精英阶层、议会议员、内阁大臣乃至女王本人都是马尔萨斯的信徒,面对“穷人岛”爱尔兰的大饥荒,他们认为这就是“理论结合实际”的机会,不应该过多地人为干涉,更不应该进行救助,就该让爱尔兰“多余”的贫民们“顺势”死去。其实,早在1845年,英国政府就收到了爱尔兰土豆大面积枯萎的消息,却没有积极救助。同样,饥荒时期美洲向英国出口粮食常以爱尔兰岛为中转站,爱尔兰的饥民却没有因此得到任何好处。首相罗伯特·皮尔以及继任的罗素勋爵以“自由贸易”为借口拒绝向爱尔兰岛提供无偿援助,甚至要求爱尔兰维持粮食净出口,同时又驱赶从爱尔兰逃荒到大不列颠岛本土的难民。
  后来,连与英国交好的一些国家都看不下去了,当时的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默西德在英国报纸上读到爱尔兰饥荒的报道后,恻隐之心大动,宣布他将向爱尔兰饥民捐资1万英镑,却遭到了英国女王的阻拦,维多利亚女王要求苏丹捐资1000英镑即可——因为女王本人只捐了2000英镑。不得已,苏丹在捐资1000英镑之后,又悄悄将三船粮食运到爱尔兰,援助饥民。此外,1847年,美国印第安乔克托部族也筹集了710美元善款捐助给爱尔兰饥民。来自外界的这种援助,让英国本土对爱尔兰人的冷血变得更加明显。
  爱尔兰大饥荒让爱尔兰岛上的居民数量减半,从800万人锐减到400万,直到今天,整个爱尔兰岛上的人口(包括南部的爱尔兰共和国和北部仍属于英国的北爱区域)仍只有500万人左右。
英国被仇家掐住命门
  留在本土的爱尔兰人在遭遇了英国的这次虐待后,民族意识彻底觉醒,饥民们纷纷化身游击队员。由于爱尔兰人的反抗一浪高过一浪,英国政府被迫在1921年给予了爱尔兰自治邦的地位。二战爆发后,对“自治领”地位仍心有不甘的爱尔兰人为获得彻底的独立,积极向德国靠拢,成为铁杆的亲轴国家。如果不是美国和英国的连番威胁,爱尔兰很可能加入轴心国。尽管这一步最终没有迈出,但爱尔兰在二战中拒绝向英国提供各种便利,禁止爱尔兰人帮助英国人。数千名爱尔兰人因为参加了英军,战争结束后,这些胜利者回国后立刻遭到爱尔兰政府的逮捕和审判,并以“叛国罪”被剥夺了养老金等福利待遇,爱尔兰人对英国人的仇恨可见一斑。
  事实上,在今天的爱尔兰,如果有人试图给“土豆饥荒”中的英国政府翻案,仍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因为在爱尔兰人看来,当时的英国就像二战中的纳粹一般是在进行“种族灭绝”。
  即便是在1948年爱尔兰脱离英联邦后,爱尔兰仍然因“北爱问题”与英国争执不休。英国加入欧盟后,爱尔兰共和国与英国北爱地区“硬边界”的消失一度曾经缓和了双方的对立情绪,但英国的“脱欧”决定又再次挑起了这根敏感的神经。由于爱尔兰边界问题的政治敏感性,欧盟在谈判前坚持要求英国政府保证未来将继续和爱尔兰保持贸易关系。这意味着爱尔兰政府在英国“脱欧”谈判中拥有“一票否决权”——这个曾经被英国虐待的民族,终于可以寻仇了。
  所以,我们才看到英国在此次的“脱欧”之路上走得异常艰难。由于认识到被掐住了命门,英国政府在谈判之初就大幅让步,明确表示英国不会在英爱边界设立任何“实体基础设施”,如海关检查站等。但爱尔兰不依不饶,威胁英国必须保证采用与目前相似或一致的贸易标准,即货物流通无需海关检查,否则就行使否决权。而对于这一要求,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实在左右为难:若答应下来,则本国议会无法通过;若是拒绝,则欧盟那边因为爱尔兰的阻挠势必不能过关。
  事实上,爱尔兰的这一要求从长远来看并非单纯的“赌气”,而是寻求将北爱地区的经济与本国一体化,从而在本质上与英国本土割裂开来。如果北爱尔兰采取与英国其他地方不同的贸易规则,北爱尔兰将在经济上和象征意义上与英国本土渐行渐远,不断向爱尔兰共和国靠拢。显然,看清爱尔兰这一图谋的英国不可能放任这一计划得逞。这就是今天英国“脱欧”遇阻的根源所在。
  前世造孽,今世遭罪。如果英国人当初没有被马尔萨斯的理论冲昏头脑,不冷血地放任爱尔兰人的死亡,那么今天,爱尔兰可能仍是英联邦下的一个自治邦,甚至像苏格兰、威尔士一样还是“联合王国”的一部分,而不会像现如今一样,令英国在“脱欧”问题上进退维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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